上智部·诸葛亮
有人说诸葛亮丞相曾经惋惜过赦免。诸葛亮回答说：“治理和谐的社会需要用大的德行，不用小的好处。所以匡衡、吴汉不愿意实行赦免。先帝也说：‘我和陈元方、郑康成打交道，每次见面他们都会告诉我治理社会的方法，但是从来没有提到过赦免。’如果像刘景升父子那样每年都实行赦免，对治理社会有什么好处呢？”等到费祎主政，开始采取姑息政策，蜀国于是就开始衰落了。
评注：子产对子太叔说：“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用宽容的态度来治理民众；次一等的就不如用猛的方法了。火是猛烈的，民众看见就害怕它，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水是软弱的，民众轻视而玩弄它，就有很多人死在水中。所以宽容很难。”子太叔主政，不忍心用猛的方法而采取宽容的态度。于是郑国出现了很多盗贼，子太叔后悔了。仲尼说：“政策宽容民众就会轻慢，轻慢就用猛的手段来纠正它；政策猛烈民众就会残暴，残暴就用宽容的手段来补救它。用宽容来补救猛，用猛来补救宽容，政策才能和谐。”商鞅对弃灰于道的人也要惩罚，这是过于猛的政策；梁武看到死刑就哭着释放他们，这是过于宽容的政策。《论语》主张赦免小过错，《春秋》讥讽大的过失。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正确的政治主张。
上智部·汉光武帝
当刘秀还是大司马的时候，他家里的一名家奴犯了法，军市令祭遵下令杀了他。刘秀非常生气，命令把祭遵抓起来。主簿陈副劝谏说：“您一直希望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祭遵严格依法办事，这正是您教导我们要做的，为什么要惩罚他呢？”刘秀听了很高兴，提拔了祭遵，并任命他为刺奸将军。刘秀对各位将领说：“你们应该避开祭遵。我的家奴犯了法，尚且被他杀了，他一定不会偏袒各位将领的！”
【冯评】
只有刑罚公正才能让政令畅通，政令畅通才能让君主受到尊重，这就是刘秀能够平定四方之难的原因。
上智部·孔子
孔子旅行，马逃脱吃了人家的庄稼，农民很生气，把他的马关了起来。子贡去劝说农民，用谦恭的言辞也说不通。孔子说：“拿别人不能听懂的道理去说服人，就像用太牢来款待野兽，用九韶音乐来取悦飞鸟一样！”于是孔子派马夫去，对农民说：“您在东海不耕种，我在西海也不旅行，您的马也吃不到我田里的庄稼。”农民非常高兴，解开马交给了他。
［冯述评］
人与人之间可以相互沟通是以同类为前提的。在乡野之人面前谈论《诗》《书》，这是迂腐的儒士误国的原因。马夫的劝说固然好，但如果让子贡去说，农民仍然不会听从。为什么？因为孔子和子贡的文质不同，他们的精神状态已经分离了。然而，孔子为什么不马上派马夫去，而让子贡去呢？先派马夫去，则子贡心里不服；既然使子贡屈服了，马夫的精神状态才达到了最佳。圣人通达人情，所以能充分利用人才；后代以文法拘束人，以资格限制人，又以兼有各种才能来要求人，如此，天下的事情怎么能成功呢？
【深度解读】
在古代智者的智慧中，我们能看到对治理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宝贵经验。诸葛亮丞相虽然曾惋惜过过度的赦免，但他明白治理和谐的社会需要大的德行，而不是小的好处。这引发了我们对赦免政策的思考。与此同时，子产与子太叔的讨论也提醒着我们，治理民众需要根据人的德行来采取宽容或猛烈的方法，政策的宽容和猛烈之间需要相互补救，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
汉光武帝刘秀则以刑罚公正和政令畅通来赢得君主的尊重，从而平定了四方之难。他对祭遵的处理展示了公正的刑罚和纪律严明的军队重要性。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启示，只有确保刑罚公正，政令畅通，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和君主的威信。
另一方面，孔子在与农民的争议中展现了与人沟通的智慧。他意识到用高深的道理很难说服人，就像用太牢款待野兽一样。相反，他巧妙地运用了马夫的身份，与农民达成了共识。这告诉我们，在沟通中，要根据对方的背景和心理需求，运用恰当的方式和言辞。只有通达人情，才能有效地利用人才和解决问题。
古代智者的思想和经验对于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在面对当下社会现实时，我们可以从经典中寻找启示，借鉴智慧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