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节来看越鞠丸方中的主药。

在《成方便读》里面说：“....而治郁者必先理气，以气行则郁行，气阻则郁结耳。故首以香附流行气分之品为君..”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医家主张是香附为君.....”也就是说有一部分医家主张是香附为君。

为什么越鞠丸里面要以香附为君呢？还是与我们的固有思维有关系。我们总认为治郁症应该治疗肝郁，应该治疗气郁。于是，我们就选用香附为君药。显然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如果这样去认识，那么这个越鞠丸和柴胡剂又没有区别了。

在《医宗金鉴》里面的《删补名医方论》“....故用香附以开气郁，苍术以除湿郁，抚芎以行血郁，山栀以清火郁，神曲以消食郁。此朱震亨因五郁之法，而变通者也。五药相须，共收五郁之效。然当问何郁病甚，便当以何药为主。至若气虚加人参，气痛加木香，郁甚加郁金，懒食加谷蘖，胀加厚朴，痞加枳实,呕痰加姜、夏，火盛加萸、连，则又存乎临证者之详审也”。

“然当问何郁病甚，便当以何药为主”。这个就是说，这五味药没有固定的君药，需要哪一味药做君药就用哪一味药做君药，这种认识要比香附为君的这种认识有进步，至少认识到在临床上不同的郁，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药来治疗，但是，他还没有理解到《丹溪心法》里的越鞠丸立方的真正本意。而他可取的是后面这一段加减。

“至若气虚加人参，气痛加木香，郁甚加郁金，懒食加谷蘖，胀加厚朴，痞加枳实,呕痰加姜、夏，火盛加萸、连”临床上这种加减是可贵的。提醒我们越鞠丸治郁证的时候，用原方的机会不一定多，而加减使用的机会更多。

我们再看《丹溪心法》“苍术、抚芎，总解诸郁，随证加入诸药。凡郁皆在中焦，以苍术、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假如食在气上，提其气则食自降矣。余皆仿此。”这也就毫无疑问，原书里面告诉我们，越鞠丸里面苍术和抚芎是主药。为什么后事医家在解读的时候，无视这句话的存在呢？

为什么治六郁要以苍术、抚芎为君呢？它的意义何在呢？苍术是治脾的，抚芎是治肝的。苍术入足阳明，足太阴经，燥湿运脾；川芎入厥阴经、少阳经，活血祛风。苍术可以恢复脾之升清，川芎有助恢复肝之疏泄。明确二药为主药，提醒我们在治疗郁证临证组方时，时时注意恢复气机之升降，恢复脏腑之生生之气。也就是说，我们在解郁的同时，要恢复脾的升清，恢复肝的疏泄。我们不能损害脾的升清，损害肝的疏泄为前提去治郁，如果是那样，这个郁，我们永远治不好。

金元四大家都重视'“郁”，都重视治郁。刘河间、张子和重视邪实致郁，治郁重在治疗邪气，刘河间，张子和把邪实郁推到极致，就是汗、吐、下。李东垣重视正虚致郁，治郁重在治疗正气，于是，后世有部分医家认为，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实际上是一张调气的方，说白了，就是一张治郁的方子，李东垣一系列以参芪为主的组成的方剂就是一系列的治郁方剂，他满脑子注重的就是气机的升降出入，着眼的就是气机郁滞。朱丹溪“六郁”是从邪实立论的，但明显受东垣学说的影响，治疗邪实的同时注意恢复脏腑自身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越鞠丸中以苍术、抚芎为主药中得到体现，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

我们治疗邪实，针对的是邪气，而朱丹溪在治疗邪实郁的同时，能顾及到脏腑，能顾及到脏腑的本性，这是朱丹溪最过人的地方。或者说，这是易水学派对朱丹溪临证处方的影响。

清代魏之琇《续名医类案》里的一侧医案：“丹阳贺鲁庵，年七十余，膈间有不快，饮食少思。初无大害， 就医京口，投以越鞠丸，清气化痰丸，胸次少宽。日日吞之，遂不辍口，年余困顿不堪。僦舟来访，问脉于王，则大肉已脱，两手脉如游丝，太溪绝不至矣”。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膈间不舒服，经常用越鞠丸，清气化痰丸，这样看起来，在清朝那个时候，越鞠丸，清气化痰丸在民间是经常使用，是作为成药在使用的。一开始用，还是管用的，但是，用的时间长了，慢慢的觉得身体越来越差，大肉已脱，脉若游比，太溪脉绝。

“见王有难色，因日:吾亦自问必死，但膈满太甚，大便秘结不通，殊以为苦，但得少宽，即瞑目无憾也。因求王疏方。以至亲难辞，教用人参、白术之类，大剂进之，少竟如厕，下积痰升余，胸膈少宽矣。更数日而殁。

盖此二方乃时师常用之物，本欲舒郁，适增其痞，本欲清痰，适速其毙，岂可恃哉！”

虽然这个病人过几天也死了，但是，在用了人参，白术之类的方子，大剂量用，竟然大便了很多，胸膈也宽。这个医生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没有用通的方药，而是用的补法。说到这里，我们马上就想到前面我们说理中汤，连理汤的时候，张氏医通的那一则医案，胸膈痞肿异常，用的是理中汤加人参，与这里的道理是一样的。

为什么不通呢？那是因为正虚，所以不通，此时用补药，补正虚，这样就可以得通，越鞠丸和清气化痰丸在当时是一个常用的药，越是常用的药越容易滥用。

越鞠丸是治疗邪实而郁的，朱丹溪的六郁是从邪实立论的，从邪实立论，我们仍然是要注意正气，注意脏腑，我们不能以损伤脏腑的功能，损伤正气来作代价，换取治郁见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