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集子的最后三篇文章，是回忆董作宾、蒋梦麟、朱家骅三人，这三位都是五四那一代的学者，通过他的记述，我们可以了解那一代学者的治学和为人。
第一篇写董作宾先生，这是在董先生逝世之后写的，主要将关于董先生的人品的三数特点写出来，用以表达对这位三十年老友的最后敬礼。
一，董先生是一个视学问重于生命的人。董先生治学，无间寒暑，不为穷困而分心，不因兵燹而辍业，孜孜不倦，老而弥勤，盖几四十年如一日。二，董先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少年历尽艰辛，中年屡遭时变，他并不讲黄老之术，秉性实外和内刚，对于是非辨得很有明，细节看得颇重。对于横逆之来，总置若罔闻，绝不计效，等事过境迁，往往以德报怨。所以沈先生评他说像董先生这样有至情至性，而又能克己复礼，该算得是儒家所说的“君子人也”。第三，说董先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董先生以精研殷商的文字、史、历，得与王静安齐名，除此以外，他还深通经学，熟于史乘，能文善书，通晓音律，长于治印，工于雕刻绘画，且习于斧斤机械之运用，家中门窗、钟表、电器等都能修，偶尔还莳花种菜，间或编织，补缀。这等功夫，别说今日，在当时也并不多见。先生一去，有能继承衣钵的学子吗？未知。
以上是《董彦堂先生之治学与为人》所记。
《我所认识的蒋梦麟先生》，写认识蒋先生于1932年，因特殊机缘，与蒋先生在赵元任夫妇家经常见面，共有二十几次的畅谈，遂使他对于梦麟先生的思想、风格、识见、修养，有了相当深的认识。他不仅写蒋先生怀着经世致用的大志，而且具有康济时艰的卓识。而这样一位在教育、政治、建设各方面有卓越成绩的人，在内心却是一个感伤寂寞的人。
沈先生说，从他和蒋先生的谈话分析起来，大约有两种原因。
一是他的民族意识极为强烈，抱负愈大，失望愈深，从政愈久，便感慨愈多，对现实认识愈清，就不免对将来忧虑愈切。二，梦麟先生对于中西学术涉猎甚博，太博则不易反约，而愈思反约。老年以后，故交渐少，又失去了太太，子女远游，所以沈刚伯说他“蹀躞东西，终成沟水”，不免郁结生癌，实则他之不幸，国家之不幸。
《追记骝先先生的言行二三事》，这最后一篇，是写朱家骅先生的，主要追记了两三件足以显示朱先生性格人品的事情。
一是，记录在九一八事变之后，闹学潮的中大要被汪精卫解散，但朱先生认为学校可以改组，学生可以甄别，但是教授绝不能轻加侮辱，所以并不接受汪精卫要求的捉拿三位教授的命令。
二是，抗战期间，朱先生奉命主持浙江省政，一面赶筑公路，经营民防，一面集中人才以从事于经济、文教的建设。后来政府西迁，在撤退时上面命令焚杭州以实现“焦土政策”，他毅然以违命之责自任。
抗战后期的一次谈话，朱先生表达自己干久了政治，想回头读书，感觉为时已晚，他投身政界为康济时艰，不存丝毫权利之心，所以居要津将二十年依然是两袖清风，年纪长后，因病乞休，虽步履维艰，而始终怡然自得，虽门可罗雀，而从不忧谗畏诚。
读完他们的故事，得出做人的道理。为政时为民办事，不为政时也不因条件恶劣而失却做人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