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钱穆老师为之解：“有人可和他共同向学，但未必可和他共同向道。有人可和他共同向道，但未必可和他共同强立不变。有人可和他共同强立不变，但未必可和他共同权衡轻重。”

      晦庵先生说：可与者，言其可与共为此事也。 北宋理学先驱伊川先生说：可与共学：知所以求之；可与适道：知所往；可与立：笃志固执而不变；可与权：能权（知）轻重，使其合义。

      伊川弟子龟山先生说：知为己，则可与共学。学足以明善，然后可与适道。信道笃，然后可与立。知时措之宜，然后可与权。

      南宋大家洪兴祖（著作《楚辞补注》、《论语说》）说：易九卦，（易经系辞对以下九个卦象单独做了解释：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终于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权，犹人未能立而欲行，鲜不仆矣！

      朱子语类记载：龟山（北宋理学家杨时）说：“权者，经之所不及。”这说却好。盖经者只是存得个大法，正当底道理而已。盖精微曲折处，固非经之所能尽也。所谓权者，於精微曲折处曲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所以说“中之为贵者权”，权者即是经之要妙处也。如汉儒说：“反经合道”。

      庄子亦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

        孟子.离娄说：淳于髡（音坤）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说：“礼也。”淳于髡说：“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淳于髡说：“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孟子说：“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易经《巽》卦彖辞说：《巽》：中正而志行；象辞说：《巽》，随风，君子以申命行事。系辞说：《巽》德之制也；《巽》称而隐；《巽》以行权。

      浅见：楼宇烈老师在中国人格精神里讲到，中国的文化传统给与我们的人格基因有几个显著标志：奉天法古、内圣外王、知行合一、重在体悟、执两用中、和而不同、守常明变。这个守常明变具有很大的智慧、仁义和勇气的文化资产。

      但凡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认知达不到强力而不反的境界，通经达变便不可以为，肆无忌惮的以权变为理由不是正知。借用庄子外篇里夫子和老聃的对话：老聃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

    纲常伦理是千百年来稳定人文环境的定法，是经，以经为常，对应无常，此是礼法方圆，变在一时而不在一世。在应急情况下僭越礼制而不违背道义，是权变的支撑。这也和我们目前常常讲的创新也不无关联。

      创新也是变，但其变不是横空出世，不是列缺霹雳。而是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有理有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变在礼节制度因时因事而异，但而不失其义。

      钱穆说：立，强立不反义。权，然后知轻重。“立于礼”，然处非常变局，则待权其事之轻重，而后始得道义之正。但非义精仁熟者，亦不能权。借口适时达变，自谓能权，而或近于小人之无忌惮，故必能立乃始能权。此说及是。

      仁、义、礼、智、信里这个“义”字是变量，是中国文化在特有场景下的大应用。中国文化通俗的伦理道德主要标记符号是“仁义”，在百姓的日用生活中生生不息。但百姓日用而不知。周易系辞说：义以方外，此义之变要在方内，方就是规矩，其显性就是道义，没有了方，义变也就没有了缘起，就演变成为小人之“无所忌惮”了。

      周易系辞同时说：敬以直内，每个人的内心都要有一个敬畏。孟子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也。智者以小事大，仁者以大事小，此亦是变。其变在乐民和忧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权之在此，新之在此，通经之大用。

      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易经系辞也说：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此至善、此盛德都是通经达变，可与共学、可与适道、可与立、可以权。论语里说：立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此艺彼义也。道德经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此势彼权也。天下大势，恒以久远，权以微显。视之不见名为夷，听之不闻名为希。此为明权，见小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