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的启蒙和革命时期的到来以及新古典主义的朴素与宁静

纵观世界绘画史，进入到19世纪的绘画是一种新思维方式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源于18世纪，其价值体系造就了现代人的诞生。

18世纪的启蒙主义理论产生了重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和新世界的面貌。

旧政权的衰落，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引起社会的极大变动，当然，这也会对艺术界产生影响。

而这一时期的动荡推动艺术家们不断探寻新的艺术形式，将19世纪变成一个折中的艺术时期，这个时期始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结束于1880年塞尚创作出的第一批绘画作品。

对这一时期众多艺术潮流的研究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虽然，这两种流派看起来是相互矛盾的。

因为，一方面，新古典主义从回归古典的本源出发，强调对美和形式完美的追求;另一方面，浪漫主义则侧重于对美学经验的探索，无法将古典的美学概念应用其中。

新古典主义艺术以启蒙思想为基础，试图表现出永恒的、普遍的价值，而浪漫主义艺术则强调情感和想象，把艺术家自身的情感作为准则。

然而，这两种倾向在很多情况下看起来却相互交织，进入到19世纪以后，新古典主义变得更加感性，两者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

于在18世纪中叶，逐步有两部著作问世，一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两部著作的思想在艺术界一直发挥着重要影响。

这两部著作分别是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的《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1755年)，以及埃德蒙·伯克的《关于我们崇高与美观念之根源的哲学探讨》(1757年)。

回顾绘画史，我们会发现，新古典绘画是在巴黎和罗马这两个主要中心孕育产生的。

狄德罗的《法国百科全书》是启蒙运动的理论大全，它用理性引导艺术，拒绝洛可可艺术的表面性和巴洛克式的幻觉效果。

此外，新古典主义赋予了绘画教学和道德教化的价值,并认为经典来源的科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

而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古典的主题和目的都在艺术中得到应用，但是启蒙家们却希望复兴古典模式，因为这些模式体现了高尚的美德，这些美德可以使世界得以完美。

因此，新的模式当时被称为“真实的风格”。

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古典主义”一词只是后来才被使用的，因为在当时这个词被认为是贬义的，被认为是缺乏原创性的流派。

随之，世界主义和百科全书精神在英国、德国、意大利，随后在西班牙迅速传播。

但反巴洛克艺术最早是在罗马发展起来的。

于18世纪中叶，在“永恒之城”罗马这个古典主义的摇篮，会集了收藏家、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他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道德上对古典价值观进行反思。

并且，永恒之城也吸引了一群画家，这些画家包括波希米亚裔德国画家安东尼奥·拉斐尔·蒙斯，瑞士女画家安吉莉卡·考夫曼，意大利的庞培·巴托尼，法国的约瑟夫·玛丽·维恩，苏格兰的加文·汉密尔顿，以及美国的本杰明·韦斯特。

很快，这些人奠定了新风格的基础，并将其传播到整个欧洲。

新古典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温克尔曼，他是旅居在罗马的德国美学家。

他的《希腊绘画、雕塑沉思录》基于美学、道德和政治判断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回归古代的思想，提出恢复希腊艺术的优越性，认为它是唯一在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的艺术，从而产生了一种“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艺术。

而安东尼奥·拉斐尔·蒙斯的绘画是温克尔曼理论的造型性表达。

他的壁画《诗坛》是1760年为枢机主教阿尔巴尼的罗马别墅所作的(而温克尔曼当时是主教的图书管理员)，被认为是早期新古典主义的典范，没有任何戏剧特点或焦躁。

画作中，蒙斯将人物放置在与绘画平面平行的位置，好像是雕塑的浮雕一样，消除了任何空间的参照。

实际上，主导并使场景有序的阿波罗，直接受到《观景殿的阿波罗》启发，后者被温克尔曼认为是希腊美学的理想化身。

为了创造这样的场景，蒙斯受到了赫库兰尼姆地区洞窟绘画的启发，因为，该城市及其邻近的庞贝城一起，在公元前79年曾经被维苏威火山埋葬。

后来，为了扩大他的私人艺术品收藏、那不勒斯的查理七世(后来的西班牙查理三世)发布命令，1738年在赫库兰尼姆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且，在10年后，在庞贝城继续进行挖掘工作。

不过，巴托尼的作品《阿波罗和缪斯女神)，维恩的作品《爱的贩卖者》，考夫曼的作品《马克·安东尼奥墓中的克娄巴特拉》在主题选择方面完全是新古典主义的，但它们却提供了冷漠和知识化的形象，没有成熟新古典主义的活力。

相反，汉密尔顿和韦斯特的作品则显示出一种新风格的前奏，且这种风格由法国伟大的画家雅克·路易·大卫发展到极致。

英格兰肖像画家加文·汉密尔顿在罗马时期的作品强调古老的严谨性，从古典浮雕和普桑的绘画中获得灵感。

他60年代的画作，通过多梅尼科·库尼戈的雕刻作品如《安德鲁玛卡的痛苦》《布鲁托宣誓为卢克雷西亚的死》和《海伦娜的绑架报仇》，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人本杰明·韦斯特于1760年到达罗马。

他在那里待了三年之后，在伦敦定居，1768年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创始成员之一。

该学院的创始人兼首任院长约书亚·雷诺兹爵士建议艺术家们了解古代艺术的规则，因为这些规则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有独特的深远影响。

这正是韦斯特的作品，如《带着日耳曼尼修斯骨灰的阿格里皮娜在布林迪西靠岸》(1767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风格。

就像蒙斯在《诗坛》中一样，这些人物被布置在与图画平行的平面上，并塑造成看起来像是古代的浮雕。

实际上，中间一组人物直接放置于他在罗马逗留期间绘制的《阿拉帕西斯》的画面上。

场景中的建筑背景降低了深度感，把大卫式的空间前移。

而罗马定义的新美学被法国资产阶级用作对抗洛可可贵族的武器。

因为，与其他阶级相比，洛可可贵族享有广泛的特权和财富，而对这种新绘画风格进行最好定义的是建筑师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

他最初从洛可可艺术开始，在罗马大奖赛中获奖，1775-1781年居住在罗马，与古代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以及温克尔曼和蒙斯的理论都有所接触。

且，从那时起，他的职业轨迹成为当时法国历史动荡事件的见证。

他在18世纪80年代创作的作品:《贝利撒留求爱》(1781年)、《安德鲁玛卡哀悼赫克托逝世》(1783年)、《霍拉乔斯的宣誓》(1784年)、《苏格拉底之死》(1787年)和《护从搬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1789年)。

同时，这些作品展示了他把古代历史题材转变成道德性实例的非凡能力，表现出古代美德是有价值的，应该被作为当代人所效仿的思想。

并且，所有这些画面把坚忍、严肃和内在的新古典主义推向顶峰，特别是最后三幅作品中，把坚忍与牺牲精神混合在一起。

在《苏格拉底之死》中，大卫挑选了这位希腊哲学家选择赴死的那一刻，他宁肯喝下毒药，也不放弃自己的思想。

在《护从搬来布鲁图斯儿子的尸体》中，刻画了罗马共和国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斯的形象，他在收到自己孩子们毫无声息的尸体的那一刻，克制了个人的悲痛情绪。

虽然，这些孩子是他自己亲自判处死刑的，因为他们参加了反对共和国的阴谋活动。

而使他成名的作品是《荷拉斯兄弟之誓》，这幅作品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毋庸置疑的体现。

尽管大卫已经被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但他本人的用意并不清晰。

尽管，启蒙思想家教育人民的愿望在一个历史时刻与王室的利益相吻合，但后者试图促进臣民对国家的尊重。 

因此，这幅由王室委托的作品被认为具有革命性。

大卫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形式和表达为之间实现了平衡的统一。

并且，巴黎和罗马的 知识分子对1785年沙龙中展出的这幅作品感到惊讶和高兴，因为它回应了他们的期望，展现出“典范”的样板，但没有任何浮夸。

该主题取自科尼耶的《荷拉斯》和蒂托·李维的《数十年》，代表了义务与情感之间的冲突，表现了为了正义和自由的理想可以牺牲个人利益。

画面的场景表现了这样一个时刻，为了捍卫罗马城，荷拉斯三兄弟在父亲面前发誓，与古利茨亚三兄弟进行格斗。

这个英勇的团体代表了男性的力量，并与右边熟睡着的多愁善感和放松的女性形象形成对比。

与此同时，画面结构实现了完美的平衡。

面积大的人物看上去被布置成浅浮雕品中的雕带，各组人物被清晰地分开，并被插入建筑空间之中，这样每组人物都对应背景中的一个拱门。

而且，突出显示了牢固的线条图，线条有效地限制了形状的轮廓，而通过卡拉瓦乔风格的灯光创造了体积感，并使人物看起来类似于古代雕塑。

另外，大卫用直线代替了曲线和螺旋状的线，用雕刻感的平滑形状替代了感官纹理状表面，用感性的质感替换了曲面，用强烈、色域小面温暖的色彩替代了柔和的颜色。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大卫80年代的历史画作被他的门徒和合作者们模仿，这其中包括西班牙画家胡安·安东尼奥·里维拉的《辛辛纳图斯放弃了犁，将法律授予罗马》(1806年)、何塞·马德拉索的《维里亚托之死》和《卢克丽霞之死》(1808年)。

这两个人都是大卫在巴黎的弟子，在罗马功成名就，拿破仑入侵之后返回西班牙，并把新古典主义的风格引入马德里。

所有这些作品都继续向古代主题发出一种道德的信息。

但是，当某些画家将“典范画风”用来表现近年来发生的历史时，在当时被视为高贵方式的历史题材绘画开始经历一些变化。

有些作品如本杰明·韦斯特的《沃尔夫将军之死》(1770年)和科普利的《皮尔逊少校之死》(1782-1784年)等，是表现当代历史事件的开拓性作品。

韦斯特的画作讲述了一个11年前发生的故事，当时詹姆斯·沃尔夫将军击败法国人并为英格兰征服了新法国后，死于亚伯拉罕平原。

它讲述了近期历史的一幕，而且画中的人物穿着现代服装，这一事实使皇家艺术学院院长约书亚·雷诺兹爵士感到震惊。

但是韦斯特通过在中部人物组中使用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基督教画面或虔诚的肖像画面，使自己的画作并没有失去历史题材绘画所要求的高贵或尊严。

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在为祖国献身的英雄与耶稣的牺牲之间找到了相似之处。

若干年之后，在对1789年夏天开始的革命进程做出承诺后，大卫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的作品《马拉之死》(1793年)被描述为“世俗的虔诚”。

基督的形象被当代烈士的形象所替代，俨然是一个革命性的标志。

由于使用了卡拉瓦乔式方法处理阴暗色彩关系，马拉的形象在昏暗的背景中显得异常醒目，这增添了场面的戏剧性。

马拉看起来是死在浴缸里的，拿着夏洛蒂·科黛写给他的那封信，正是以送这封信为借口，科黛得以进入浴室并将马拉谋杀。

为此，大卫还使用了一些小细节，用来表现这个雅各宾派激进分子所具有的伟大美德、贫穷和仁慈。

通过床单上的补丁或浴缸旁的简陋小木桌表现贫困。

通过这张不起眼小桌上的钞票，以及随附的便条来表现仁慈。

而这张便条上写着将这些钱转交给因保卫革命而牺牲的一位英雄的遗孀。

这个时期的部分现藏作品:

普吕东的作品:《西风神劫走普赛克》(1808年, 现藏于法国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盖林的作品:《梦神墨菲斯和彩虹女神莫菲》(1811 年，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路易斯·吉罗代·德鲁西-特里奥松的作品:《解放战争中牺牲的法国士兵已经羽化升仙》(约1801年，现藏于法国鲁伊尔国家博物馆);《沉睡中的恩底弥翁》(1791年，现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阿塔拉的葬礼》(1808年，现藏于巴黎罗浮宫博物馆)。

PS:部分资料来自世界绘画史和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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