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六点半，老陈就坐在街角了。那张帆布折叠凳已经辨不出颜色，三条腿用铁丝缠过，坐上去会微微地向右倾斜。他并不在意，倾斜有倾斜的坐法，就像这世上的许多事情，歪着也能对付过去。他的工具摊在脚边：三把大小不一的锤子，一盒生了锈的鞋钉，几块磨得发亮的皮子，还有那把祖传的修鞋机，踩起来会发出哮喘病人似的声响。
第一个顾客总是卖煎饼的老王。老王趿拉着一双塑料凉鞋，鞋带断过三次，用烧热的铁片粘合的痕迹像蜈蚣脚。“老陈，给钉钉。”老王从不问价，老陈也从不报价。铁锤敲在鞋钉上，叮，叮，叮，声音清脆得不像这个灰扑扑的早晨该有的。钉好了，老王从油腻的围裙兜里摸出一块钱硬币，硬币在晨光里转了个圈，准确地落进铁皮饼干盒。他们之间的话，比鞋钉还少。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这条街才真正醒过来。年轻姑娘的高跟鞋敲着水泥地，咔嗒咔嗒，像急着要去赴什么重要的约会。她们把磨损的鞋跟递到老陈面前时，总会抱怨两句：“这鞋才穿一个月呢。”老陈就点点头，心想，一个月，够蚂蚁从街这头搬到那头三十个来回了。他不说话，只是把新鞋跟粘上，打磨，抛光。姑娘们对着手机屏幕整理头发时，他从老花镜的上沿瞥见她们鲜红的脚后跟——新鞋总要付出些代价的。
中午最热闹。送外卖的小伙子们蹲在树荫下吃饭，他们的鞋底总是磨损得最快。有个叫小刘的，河南人，喜欢蹲在旁边看老陈修鞋。“陈叔，您这手艺能传给我不？”小刘说，“送外卖不是长久之计。”老陈就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长久？啥叫长久？我爷爷修鞋，我爹修鞋，我修鞋，修来修去，还是修鞋。”他说这话时，手里的锥子正扎进厚厚的轮胎底，一扎，一穿，一拉，线走得笔直。
下午三点，城管的车会准时开过。老陈不用抬头，听引擎声就知道。他把摊子往墙根缩缩，像蜗牛缩进壳里。城管从来不下车，只是缓缓驶过，车玻璃反射着白花花的太阳光。等车走远了，隔壁理发店的老板娘会探出头：“走啦。”老陈就再把摊子挪出来半尺。这半尺的距离，是他和这个世界达成的默契。
有一天，来了个奇怪的客人。穿西装，打领带，皮鞋亮得能照见人影。这样的人不该来修鞋摊的。“师傅，能修吗？”他指指鞋尖，那里开了细细的一道胶。老陈接过来，看了看，摇摇头：“这鞋不该修，该扔。”客人笑了：“这鞋贵着呢，意大利买的。”老陈也笑了，从箱底翻出一双布鞋，千层底，黑灯芯绒面，是他老伴生前做的。“穿穿这个，比那个舒服。”客人愣了下，居然真的试了试，然后在修鞋摊前走来走去，越走眼睛越亮。“多少钱？”“不要钱，穿着走吧。”老陈摆摆手，“反正也没人穿了。”
后来听说，那个客人是什么公司的老板，再后来，整条街都传他要拆迁改造。卖煎饼的老王最先搬走，接着是理发店，五金店。拆到修鞋摊那天，老陈静静地坐在帆布凳上，看挖掘机的铲斗落下。轰隆一声，三十年的时光就塌了半边。有人来劝他：“陈师傅，搬吧，给补偿款呢。”老陈不说话，只是把修鞋机擦了又擦。
新商场建起来的时候，门口摆了尊铜像：一个老鞋匠正埋头修鞋。游客们围着拍照，夸雕塑做得逼真。没人知道，真正的老陈在三条街外的小区车库里，还在修鞋。车库没有窗，他就挂了个灯泡，昏黄的光圈里，铁锤起落的声音还是叮，叮，叮。只是再也没有煎饼摊的香味飘过来，没有高跟鞋咔嗒咔嗒的节奏，也没有城管车的引擎声。
昨晚梦见父亲了。在梦里，父亲还是年轻时的样子，蹲在老家门槛上补一双草鞋。草鞋破得不像样，父亲却补得认真，好像要穿着它走很远的路。醒来时，老陈发现自己手里攥着一只旧皮鞋，鞋底已经磨穿了。他看了很久，突然明白了什么似的，开始补这只没人要的鞋。一针，一线，补得比任何时候都仔细。补好了，他把它放在工具箱最上层。
明天，也许会有个人需要它。谁知道呢。这世上的路太多，总有人需要一双旧鞋，好继续走下去。老陈这么想着，踩动了修鞋机。咯吱，咯吱，咯吱，声音在车库里回荡，像谁在轻轻说着什么，说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