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0条（《答顾东桥书》之十）原文节录：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

...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

节目，《礼记•学记》：“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孙希旦集解：“节目，木之坚而难攻处。”

顾东桥说，大道的原则一般人都容易明白，就是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但一旦遇到复杂多变的具体事情，要如何正确处理，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这是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明白的。

说到对父母要温凊定省，这个谁不知道？但是，舜没有经过父亲的同意就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周武王在没有安葬周文王的情况下，就兴兵伐纣；曾子侍奉父母，不但饮食起居照顾周到，心志上也不让父母不顺心；孔子教导曾子，当父亲用小木棒教训他的时候，要承受，但如果父亲操起大棒，那就应该逃跑；子女割自己身上的肉给父母治病；在墓地搭建茅舍守孝三年等等，类似这些事情，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需要权变的，做到既无不及又不过分，必须要大家一起将是非讨论清楚，然后制定一些规则，这样天性才不会被蒙蔽，遇事才不会有过失。

顾东桥的问题其实就一句话：大道理谁不懂，可做起来就难了。

王阳明说，大道理很容易明白，这句话完全正确。问题是，后世的学者就因为它太容易，就忽视它了，不遵守它了，而去学习那些难懂的东西，以为这样才是治学。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大道就在眼前，却要舍近求远，事情明明很容易，却偏偏要把它搞复杂。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由，遵循。良知良能是每个人的天性，愚夫愚妇和圣人都一样具备，但只有圣人能够致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这就是圣人与愚人的区别所在。

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事情，圣人岂不知道需要学习，但不把它视为治学。圣人所谓治学，只有致良知一项，学习是要使自己的内心认识到天理，回归本性。

顾东桥不花时间在致良知上，却整天担心这些具体的问题，这正是把所谓难懂的东西作为治学的毛病。

良知之于复杂多变的事物，犹如圆规矩尺之于具体的方圆长短之形。复杂多变的事物千变万化，是无法事先确定的，犹如具体出形状数不胜数一样。但只要圆规矩尺的标准确立了，无论什么形状长短就都可以度量。如果真正致良知了，那还有什么复杂多变的事情不能应对的呢？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毫厘之差就在我们的心里。

整天学习那些所谓难的东西，真是太荒谬、太奇怪了，所以才会碌碌无为。

顾东桥说，温凊定省的孝道，谁不懂。王阳明说，恰恰相反，懂的人很少。如果说粗略知道温凊定省的规定动作就是致孝道之知，那么懂得君主应当做仁君的人，都可以说致仁之知了；懂得臣子应当做忠臣的人，都可以说致忠之知了。如此说来，那还有谁不能致良知呢？可见，致良知一定要有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为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道理，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在舜取尧的女儿为妻之前，并没有不告而娶的准则，所以舜并没有现成的典章可以参考，也没有人可以请教，而是反求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作出最恰当的决定，不告而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周武王不葬而兴师之前，也没有关于不葬兴师的准则，所以周武王并没有现成的典章可以参考，也没有人可以请教，而是反求内心的良知，权衡轻重，作出最恰当的决定，不葬而兴师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舜担心自己无后才不告而娶，周武王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才不葬而兴师，如果他们不是这么想的，那就是大不孝，大不忠。

现在的人不去努力致良知，基于良知去酬酢应对，却要凭空讨论那些不同寻常的具体事情，并制定规则，以便事到临头不犯错误，这不是南辕北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