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就这么四处奔波地找人对话，他说：“由于这项工作很忙，所以我没有余暇去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工夫去料理自己的私事。如今我一贫如洗，两袖清风，这就是我一心侍奉神道的结果。”
不料理个人私事，也不参加政治活动，整天带着年轻人不务正业，专门给成功人士挑刺，对民主制度说三道四，这样的苏格拉底的确很招人烦。事实上，向雅典公民大会起诉苏格拉底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演说家，一个是诗人，还有一个是手艺人和政治领袖，都是城邦内部的头面人物。
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苏格拉底的反讽意在激发起对话者的羞耻之心，从而让他们自知无知，知耻而后勇。可是问题恰恰在于，知耻而后勇的人从来都是少数，多数人的反应是恼羞成怒，进而怀恨在心。所以，这场诉讼的最初动机更像是私人恩怨。当然，要想公报私仇，就必须诉诸冠冕堂皇的理由，苏格拉底就是以“引进新神”和“败坏年轻人”为由被起诉的。
那么，这两个罪名是否成立呢？我们先来看“引进新神”的说法。
雅典人都知道，苏格拉底有一个奇怪的习惯，他会不分场合，突然之间就进入到老僧入定的状态。有一次在战场上，他就这么披星戴月站了整整一个晚上；还有一次参加宴会，走着走着，他就立定不动了，其他人就说，别理他，他总是这样，让他自己站上一会儿就好了。
苏格拉底自称每当这个时候，他就在跟神直接对话。初听上去，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是你仔细想一想，苏格拉底其实是在抛开外在的宗教系统，直接诉诸自我的内心世界，用“认识你自己”来代替“外在的神谕”，这当然算得上“不敬旧神”以及“引进新神”了。所以说，这个罪名不算是空穴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