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不同的声音
文字改革中，从群众到学者，对《汉语拼音方案》的看法，有热烈的支持，也有理智甚至反对的声音。
有群众认为，将来社会发展趋势必然是共产主义社会，到时候就需要全世界的文字和语言的统一。那现在何必又新创造，还要费时间去掌握，到时又得再来大改革。
有群众说，汉字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笔画多。现在简化了，又把许多同音字取消了，就很好了。但是拼音方案不好，几个字母比一个汉字的笔画还多。再说学拉丁字母，会让祖国的文化遗产失去认识和了解。
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程度的异议，其中有陈梦家、翦伯赞、唐兰、施蛰存等十几位学者。
施蛰存的意见主要是陌生感，对汉字反而不认识了。
陈梦家发表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文章，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学习书写方便上，他认同对繁体字进行简化。但他认为汉字不是难学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应该多改进识字教学方法。比如汉字以形声字居多，学会了百把个偏旁和若干声符，识字也不是太难的事。而现在的书写工具也有利于书写的便利。另外，在应用上，印刷字要保持统一，个人书写可以自己掌握。就是官方和民间的文字方式区别开来。这样既保留了汉字文明，又方便了书写的效率。汉字改革更多的应该是继承，而不是创造。
他认为拼音文字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因为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文字可以通行无阻，但拼音就难了。
这些声音主要是赞同简化，反对拼音字母。不认为汉字难学，而是学习的方法问题。
而在周有光先生看来，最应该做的是汉字拼音化，而不是汉字简化。他的观点是，“在一生的时间当中，学认和学写只占较小部分时间。学习阶段过去以后，就是经常的书写和阅读。”汉字简化，对于日常行书般的书写并没有多少帮助。但却产生了“笔画差别太少，形体近似增多，那就辨别容易错误，视力容易疲劳，从而降低阅读效率。”“总的来看，笔画简化对学习的好处较大，对经常书写的好处次之，对经常阅读的好处又次之。”
他也认为，“印刷体和手写体要求不同，不可能完全统一。”
感慨的是，这些在“大鸣大放”中反映过意见的学者，在“文革”开始后被罗列为“罪名”，受到迫害。
七、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
1958年1月，在政协报告会上，周总理作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指出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他明确指出汉字的前途问题“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方案”。
这种诠释把《汉语拼音方案》定性为“注音方案”。虽然在文字改革运动家心目中，它仍是未来的汉语拼音方案。
从1958年秋季开始，全国小学普遍开展了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同时还用拼音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教育。1959年基本完成全国汉语方言初步普查工作。
20世纪50年代，群众开始热衷于造字了。比如新造复音字，就是把一个词语压缩到一个字的空间中，但是读音还是词语的。比如，邗（干部）……但其实，复音字在民间源远流长，比如“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等字，这些“字”字典不承认，只能算民俗图案。
字典里曾经承认后来又反悔的有“呎”，读“英尺”；“哩”，读“英里”等。
还有一些合文“甭、孬”等字，只读一个音节，不算复音字。
此时，一方面明确了《汉语拼音方案》是注音方案，不是文字方案；另一方面，汉字简化却出现了“大跃进”，“现有的汉字必须再简化一批，使每一字尽可能不到十笔或不超过十笔……”（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推广注音汉字的指示》）无须、冒进的简化汉字导致了社会用字的混乱。1964年，文改会与文化部、教育部又不得不发布《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进行规范。
八、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
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受国民经济困难影响，一些文改机构被合并到文改会或撤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文改会停止工作，多数专家受到迫害。吴玉章、邵力子等一批专家相继去世。
1973年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名称。1975年提出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77年发表在各省市报纸上。二简放弃了一简的原则，生造了一大批“缺胳膊少腿，难看至极”的字，单纯追求简单，完全破坏了汉字的结构系统。还美曰其名是毛主席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些偏旁部件变成常用字，如彐（雪），厷（雄），疒（病）等。
1978年3月两会开会期间，胡愈之、王力、周永光等23人联名写信，要求会议文件不用“二简”草案简化字。8月，全国报纸、图书停止使用。随后，1981年修订了《草案》，1985年提出了《增订方案》。1978年，受“文革”耽误多年的《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这是第一部以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为宗旨，最重要的现代汉语词典。
九、“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教学实验
198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宣言中表明既要传承汉字，又要创造汉字，就是指的汉语拼音文字。“汉语拼音文字可能成为一般通用文字，而汉字依然是传统文化的文字”。而1958年明确的汉字前途问题“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也被此宗旨代替。
“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开始在小学进行实验。儿童入学前，先学习汉语拼音，然后阅读纯拼音读物、汉字注音读物，在教师的指导和自学中增识汉字。1983年，倪海曙写了考察报告《难以置信》，引起了教育界、语言学界的极大重视。该教学实验的教材一直用到2010年代。
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成立于文字改革时代的终结
1985年，国务院将中国文字改革文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语委）。
1986年，国务院批准了国家语委《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指示》。
曾经的机关刊《文字改革》也改名为《语文建设》，表明文字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后，国家语委把推广普通话放在工作首位。
1988年3月，国家语委和国家教委联合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收汉字3500个，次常用字1000个。这些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汉字定量。解决了汉字笔画繁、字数多、读音乱、检索难的“四难”问题。周有光先生2001年也说，“汉字难学难用，主要不在笔画繁，而在字数多”。
1988年5月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共收汉字7000个。这是新闻出版领域的汉字规范。
1988年7月，《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发布，《汉语拼音方案》的文字属性在技术上得以完善。
《正词法基本规则》主要是进行分词连写，即以词为基本书写单位，而不是如汉字一样以音节为书写单位。
200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
2013年，《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停止使用。
现在，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了，不再需要作为社会运动的语文改革了，却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氛围中，不是传来恢复繁体字的声音。真是世事难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