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没资格谈陈寅恪，没读过他的著作，没背诵过他的诗稿。单从《南渡北归》上看到他的一些记载，然后又搜罗其他的一些视频文章，看的泪目。决定整理下来，也算是大师的一种尊重。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在民国大师里，你看不上我，我瞧不上你，但唯独对于陈寅恪，大家意见比较统一，被誉为“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民国第一狂士”刘文典恃才傲物狂放不羁，对很多教授权威不屑一顾，但唯独对于陈寅恪佩服的五体投地。他曾公开地说：“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我可以拿四十块大洋，沈从文只能拿四块大洋，而陈寅恪可以拿四百块大洋。”性格刚烈“怼天怼地”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时担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是陈寅恪的上级。他住在陈寅恪的楼下，经常会有一些年轻的学者在他的房间里谈古论今，而陈听到楼下太吵，就拿着棍子对着地板当当地敲几下，傅就脸色大变，轰这些人快走，大家也都很紧张；傅斯年是个胖子，每一次“跑警报”都很费力，但每次还搂着陈寅恪跑，生怕飞机把他炸了，经常边跑边讲一句“保护国宝”。“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也是傅斯年对陈寅恪地评价。

    陈寅恪出身于名门望族，文化世家的传统，在这一家三代人身上特别浓厚。在这样的家庭中，陈寅恪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他是个天才，也是个怪才。游历西方20多年，足迹遍及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瑞士。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但未曾获得一个学位，因为文凭在他眼里只不过一张废纸。陈寅恪通晓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甚至对古希腊语、波斯语、拉丁语、巴利语和梵语也有涉猎。他国学基础深厚，又大量吸收西方文化，学问深不可测，在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空前绝后。1939年，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担任汉语教授，并于此后数年虚位以待，这也是牛津大学历史上聘请的第一位中国汉学教授。

    1926年，陈寅恪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道成为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他的课堂上总是坐满了人，一半是学生，一半是慕名而来的老师，连朱自清、冯友兰和吴宓这样的教授也来听他的课。在清华园的课堂上，陈寅恪一上课即提出所讲之专题，然后逐层展开，每至入神之处，便闭目而谈，滔滔不绝，有时下课铃声响起，仍然沉浸在学海之中尽情讲解。每堂课均以新资料印证旧闻，或于平常人人所见的史籍中发现新见解，以示后学。陈寅恪上课，从不拾人牙慧。当年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今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陈寅恪讲课时总是端坐而讲，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态度严肃，从不哗众取宠。讲课虽多平铺直叙，但听课者并不感到枯燥。解放前夕，陈寅恪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由于长期用高度近视的左眼工作，陈寅恪从1944年起，眼睛就彻底看不清外界了。以前陈寅恪上课有个特点：讲到深处，他会长吸一口气，并陶醉般地紧闭双眼良久。但失明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眼睛，目光如炬，一如所见到的他晚年照片。

    陈寅恪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是在中山大学度过的。失明和摔断股骨的痛苦并没有消磨掉他喷薄而出的创造才华，气象万千、光芒四射的《论再生缘》就诞生在这段时间。1954-1964年，整整十年，陈寅恪呕心沥血又完成了八十多万字的《柳如是外传》。他的著作，选题即很专门，文字也很古奥，感兴趣的人不多，看得懂的人也不多，感兴趣又看得懂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哪怕看上去还比较“尘世”的《柳如是外传》一天读完一两页也实属不易。陈寅恪的晚年是寂寞凄凉的，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境界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来听他课了。“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这是陈寅恪对《论再生缘》全篇的总结，也是他晚年心境和志趣、风骨的映射。他无心政治，以学术为生命，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辈子浸润在他自己构筑的那个纯碎学术中。“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动乱时期，陈寅恪惨遭残酷折磨，工资停发、存款冻结，1969年陈寅恪一家又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由原校园内所居二层小楼迁至一所四面透风、摇摇欲坠的平房居住。1969年10月7日，心力衰竭的陈寅恪先生在凄风冷雨中溘然长逝。陈寅恪人生的“第一知己”、跟他风雨同舟几十年的爱妻唐筼在陈走后，拒绝服药，14天后也撒手人寰，追随而去。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