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如之前我们在“切入点”所介绍的，鲁国在“鞌之战”中排出全部阵容，两军将、佐集体出动参战：
根据之前的分析，宣公十八年（前591）鲁侯伐杞的时候动员的是季文子和公孙归父统帅的右军，如果按照正常的轮换规律，此年应单独动员左军。不过由于晋国可能由于需要顾及秦、楚的威胁未能投入全力，所以鲁、卫、曹等国不得不加大动员规模孤注一掷，以求毕其功于一役。当然拜之前“初税亩”和“作丘甲”所赐，鲁国尽管两军齐出，国内仍然有一定的人力和物力可以挖掘，万一其他方向上有外敌入侵则能应付一气。不过由于邾、莒等国此前已经在一系列战役中被严重削弱，其实力正在恢复之中，所以潜在风险也并不大。
由于鲁成公本人尚在襁褓之中，完全无法作为主帅起到哪怕是象征意义上主帅的作用，故而在战役期间并未随军出征，而是留守国内。等到得悉已经取得大胜之后才被抱着加入战场：
……禽郑自师逆公。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左传.成公二年)
禽郑之“禽”表明其很可能就是出自柳下惠也即展获（禽父）后人单独所立之家。在凭借晋国之力重夺“汶阳之田”后，诸卿以鲁成公的名义于晋师返回途中对参战三军各级将领进行了正式答谢：
……公会晋师于上鄍，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司马、司空、舆帅、候正、亚旅，皆受一命之服……(左传.成公元二年)
三命之服按道理说是应该专门赐予上卿的，在此晋国三位主将中除了郤克以外，士燮、栾书都得到了超规格得礼遇；甚至三军各自的大夫也都按照下卿的档次给予一命之服的嘉奖，此主要为了体现鲁人对于盟主的感激之情。
当然此年末楚国出动重兵发起“阳桥之役”和“蜀之盟”，象征性地扳回一局，但完全不能改变晋楚争霸的天平实质上已经倒向晋国的事实。
“鞌之战”在“军行”角度上有几个不为人关注的要点，在这里分别讨论一下。
首先，鲁国一改过去两军轮换出战的惯例，一次动员右、左两军，体现了“税亩”及“丘甲”的威力。类似制度此后也在中原其他诸侯国陆续得以被实践。之后从成公三年（前588）起鲁国的动员规律将不再延续宣公在位时期的轮换顺序，而是直接从右军开始。且由于鲁国从此卷入晋、楚争霸的战争体系，其一年内两次甚至三次动员的局面将频繁出现，其相对稳定的轮换动员顺序也将被打乱，此日益加重的负担最终导致二十七年后（前562）鲁国被迫“作三军”以应付局面。
当然需要注意，由于鲁国之前已经丧失“汶阳之田”，所以其国力当有一定程度的损失，因此即便是两军尽出，但兵力规模恐怕相对有限。考虑到鲁国在春秋时期的总动员能力始终在不超过一千乘的水平，“鞌之战”动员的力量将会高于总体规模的一半，但是也至多两倍于“夹谷之会”（前500）中齐人要求的“以甲车三百乘从我”，也即六百乘左右。因此鲁国的“两军皆出”更多在表达以“顶配”规格配合晋师而已，并非是说全民动员。
其次，尽管此战没有“王人”参与，此后其战果至少表面上也不被周天子所接受：
……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弗见，使单襄公辞焉……兄弟甥舅，侵败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献其功……(左传.成公元二年)
不过晋国仍然在形式上按照“城濮之战”（前652）时“天子之师”的规格配备“六军”，即晋之三军加上卫师、鲁师、曹师，即便各国实际派出的兵力规模不同。从事后周定王拒绝接受晋大夫巩朔“献捷”的反应来看，其对晋国未请王命就组织“六军”的做法显然颇为不满。尤其是这种征伐并非针对异族戎狄，而是用于打击王室的“舅甥之国”——齐国，从大局上破坏了周王室一直在维持却不能明言的一贯做法：通过拉拢齐、秦、楚国来制衡晋国，以避免晋国过于强大最后反过头来威胁王室的权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