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曾经评价：“百代皆行秦政制”。史学界有句经典的评论叫做“外儒内法”，虽然古代中国自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统一了意识形态，但是统治者统治国家更多的用的还是法家的理论，甚至在每个朝代中都能看到商鞅理论的身影。天下大势分分合合，但是统一在中国是带有终极意义的文化，而统一的背后总是隐隐约约的站立着集权、独裁、专治，似乎《商君书》在两千年前的就对统治技术提纲挈领搭建了一个框架，历代统治者都在这个框架内施政以至于完善并且造极于明清时期。吴晓波将古代阶层划分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四项；将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划分郡县制、科举制、尊儒制、国有专营制度，而且社会形态是按照世族形态--官僚形态--士绅形态作为基本演化过程，似乎每个朝代的政策都会充分总结前朝的失败教训，比如汉代早期实际上行的先秦的分封制度、唐朝解决了世族豪强问题却乱于并亡于地方割据，宋朝吸取了唐朝教训“杯酒释兵权”却在军费开支上遇到了难题，虽然盛世宋朝工商业繁荣程度登峰造极但是关键产业牢牢控制国家或国家权贵手中，士绅经济也由此定型，此后一千多年的时间基本维持了这种经济形态。笼统的来看几千年的时间里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几个大的问题无非就是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土地权属、财务政策等，煌煌华夏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作家谱。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人，落寞商人管仲帮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商鞅和嬴渠梁把一个积贫积弱的秦国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锻造成了一台战争机器，桑弘羊的经济政策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极尽可能的提供的财力支持，王莽古典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刘宴的变法也没有中兴晚唐，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吴晓波先生笔下看做中国古代的分水岭也是由此开始的与西方国家的转向，其后在晚清时期以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运动在甲午一战中被彻底打残，包括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内，这些人身负经天纬地之才同时又都是致力于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所谓誉满天下者必将毁满天下，伟大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从来都是争议不断，但他们依然伟大！历史是一面镜子，站在大历史的宏观视角看待当前的事情可能会更加清晰，当今天下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候都更接近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如火如荼的搞了四十多年取得丰功伟绩定然要彪炳史册，可是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没有成例可循只有从历史中去找寻答案。管仲开创盐铁专营的制度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的经济保障，“唯官山海可耳、煮沸水以籍天下”即所谓中国特色矣！就统治技术而言毫无疑问管仲极富创造性，并形成了一种“国家必须控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治国思想，沿用至今。尤为先进的是在“年岁凶歉”的时候通过以工代赈的促进就业，这个方法宋代的范仲淹和美国的罗斯福可以算得上是好学生。管仲的历史功绩在中国第一次形成了系统性的国民经济治理体系，创作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经典模式并建立了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但是最终被儒家意识形态“谋杀”，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总体来看管仲相比较后代的商鞅算是温和豁达，他热衷集权同时重视商业，九合诸侯有问鼎天下的实力却从不愿诉诸武力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来说管仲骨子里就是个企业家，不是一个窥测神器、睥睨天下的野心权谋政治家！ 商鞅在后世被称为命令型计划经济的鼻祖，其实在普通人看来具体而言就是在我看来，他他妈就是个疯子，秦孝公嬴渠梁也是个疯子，两个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能够在二十年的时间改天换地并且为古代中国实现大一统夯下地基这个成就是真他妈的厉害了得。《商君书》可以作为一个秦孝公变法的总纲领，虽然用了一天的时间勉强读完但是还有很多内容并没有看懂，只是大体精神领会了，可以简单的归纳为三点：农耕、军战、中央集权。《商君书》全面系统的回答了为何要变法、怎么样去变法的本质性问题，科学阐述了为何要以农为本、怎么去以农为本，怎么去军战，怎样加强中央集权等主要问题。彼时秦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想要吃饱饭的迫切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间的矛盾”，变法的第一步就是垦令的颁布，废井田、开阡陌，先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其实两千年以后来看这一点很正确也很务实，毕竟民以食为天老百姓能吃饱肚子自然就拥护政府拥护变法，这个举措为变法奠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也就说商鞅同志第一步政策就是要和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历代变革不能有效团结农民往往都基本失败了，如王莽、王安石、李鸿章等、蒋介石。商鞅变法带有强烈黑色恐怖的军国主义色彩。所谓百代皆行秦法、内儒外法，两千年来的帝王之术如果法家的思想是个“婊子”，那么儒家的理论便就是个牌坊。论至德者不合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与众；圣人苟以强国，不法其故，苟以利于民不循其礼。商鞅劝说秦孝公但凡是能让这个国家变强大，能让百姓更加富足，就是是大德大功；又言拘礼之人不如已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强风骤起，势不可挡，至于有人反对就让他们去反对，当时的情境下全国只能发出一个声音那就是变法的声音，国家大略一旦定下，无论有多少阻力必须一以贯之，改革者有气魄，君王更有胸襟。显然嬴渠梁被商鞅说服了，所以第一篇垦草令的指导思想就出台了。所谓垦草，顾名思义应该就是开荒，垦草令所讲的就是如何最大限度调度力量去开拓荒地发展农业，据文中所述主要有这么一些思路：农不败而有馀日、少民学之不休、国安不殆，勉农不偷、民无所食、商欲农、意壹而气不淫、逆旅之民无所食、民不慢农、五民者不生于境内、农静诛愚、馀子不游事人、知农不离其故事、农民不淫，国粟不劳、业不败、农恶商等。前几条保障邪官不误农，激发农业生产的自发性，确保国家安定的社会环境，可以让人民专心务农；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废除逆旅交通，不让老百姓贪图享乐，专心务农。采取愚民政策，让百姓只知道种地。开垦荒地的几项举措大概如上述。强制性达到“草必垦”的目的后出台相应的奖励措施，“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以耕战定官爵，豪杰不学诗书，要事不用商贾，技艺百工废除，向上的通道只有一个，就是耕战，要么务农，要么打仗，其他任何都不能得官得爵。一切只看重当下的效果，整个社会只有两个阶层那就是无产阶级和军人，最大限度的整合了社会力量。有士者不可以言贫，有民者不可以言弱；这两句话堪为经典，有这等豪情何愁功业不成！在从礼义廉耻儒学中国之四维，而在商君书中诗书礼乐孝悌诚信却为虱子。重刑罚、重奖励、重君权，在商鞅的思想中除了现实中肉眼可见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才是真实，道德伦理、思想文章这一切都是虚的，能够救亡图强的只有种地和打仗。所谓“民之见战如饿狼之见肉”，这样的人还能算是人吗，高级灵长类动物虐杀同类只是当作案板上的肉，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的可怕。“善因天下之货以赏天下之人”以战养战思想，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闪着寒光，带着杀气，只是百万黔首何辜、亿兆生灵何罪啊！吴晓波先生言：商鞅的军爵制度打破了贵族世袭的传统，中国社会由贵族形态向士绅形态转变又经历了七百年的过渡期（西汉中期到隋朝），中国社会进入世族形态。隐隐的觉得历史中有条悖论，工商业的繁荣与中央集权总是会出现对立，高度集权会丧失活力，过分放权又会引起“诸侯混战”几千年来这个问题始终是一等一的大问题。文景之治与民休息使得社会活力空前释放工商业业呈现高度繁荣态势，但是在充分放权的政策下，资本家阶层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地方诸侯势力庞大中央出现大权旁落的现象（当代也有过政令不出红墙），并且形成了权贵资本，并且最终导致了动荡。中央与地方、集权和分权，谁坐江山都回避不了这个执政课题。汉武帝刘彻要与匈奴人争夺生存空间，对匈战争打了几十年他爷爷和他爸爸留下来的家底子基本上都打光了，在平定七国之乱和罢戳百家以后重用桑弘羊进行集权改革，将资源垄断有关的制造业全部收归国有，在商品流通领域施行统购统销和物价管控，既有的社会财富在政府与民间重新分配，实质上就是一种掠夺（集中力量办大事）。雄才伟略的武帝心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文明远播是千秋伟业必须不遗余力的去完成几十年征伐耗尽国力以至“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这这些丰功伟绩的加持下，汉武帝千百年来在国人的形象一直是伟大光辉的，那个时代有荣光，但并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一定是致力于人民的幸福！汉武帝去世后儒家向桑弘羊发难，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很多现世问题在当时已经提出来了，如国有企业与民争利，国营生产的产品质量低劣，权贵资本的形成，问题显而易见可是“桑弘羊之问”问了几千年了时至今日还没找到很好的答案。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度，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的现代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历史依然一次次的重现，我们的事业前无古人但也长路漫漫，有幸生长于斯，担当奋力追求，不负时代，不负历史！“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卑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王莽改革的失败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个人认为王莽如果作为一个学者会很成功，但是书生意气不切实际的行动终将是失败的。他最大的败笔在于对人性的忽略，多好的政策和愿景都是一个个人去执行，人有七情六欲，人也不全是道德完人，制度的设计就是基于对人性的不信任。方针既定，但是官员执行时全变了味道！ 币制改革的失败得罪了普通民众，土地改革又得罪了世族豪强，任何民意基础都没有且还是外戚夺权就连执政合法性的问题都没办妥，仓促革命其结果可想而知，要借用主席的一句话：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如吴晓波先生所言：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如同空间重构，疏处应可跑马，密处必不容针，王莽变法缺乏系统思考和风险预警，鲁莽激进，漏洞百出，失败乃是题中之义。本书提到的关于桃花源记的思考也是很耐人寻味，但这是切合统治思维的，因为对于统治者而言繁荣不是关键，稳定压倒一切，散沙化的社会和扁平化的社会结构对统治者吸引力从来很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制的产生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消失了。个人看来知识分子的力量和商人企业家一样都是薄弱的，商人最大的成功就是子孙后代不再是商人，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依附于统治者，从汉武帝时期全国的意识形态完成了统一，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还叫知识分子嘛。都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昌生说人话。可是儒家在国家经济发展上始终暗弱、无能，国计民生领域除了轻徭薄赋、仁义治国拿不出一套实实在在的方案。“文官人人该杀、书生误国”的事情不绝于史书！经世致用的人才是伟大的人，真正伟大的是上马能安邦，下马能治国，如范仲淹、如文天祥、如于谦、如王阳明。李世民家族也是出身关陇，但在他的催动下中国社会完成了十足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由此也出现了富不过三代的景象。李唐也许是因为有着游牧民族血统，其王朝性格豪迈兼容，协和万邦之势。废除国营专制让利于民，开创了一个真正的盛世！但是过度分权却带来了安史之乱，开始由盛转衰。分权过度，刘宴的变法致力于重新回归到集权之路，分权集权、拉锯千年！ 赵宋建国初期一场酒就解决了盛唐的军阀割据隐患，军权全部集中于中央。根据形态来看，商鞅解决了贵族，唐太宗解决了世家，赵匡胤解决了军阀，此后再无反正割据的情况，直到晚清时期曾国藩办团练、李鸿章建立北洋。在宋朝时期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的界限已经划定，可以简单看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现象，关键性的支柱产业必须要国营，民间资本只能投入到分散微利的行业中，这个格局一直顽强坚挺到了今天。士绅经济形态也由此定型。宋朝创造性的发明了牌照制度（买扑和钞引）。延和殿廷辩又开拓性的继续了桑弘羊之问，赵匡胤收了军阀就要养兵，养兵就得花钱，花钱就要壮大国营事业，壮大国营事业民间资本就会打压，同时权贵经济泛滥，又形成了一个闭环逻辑。王安石与大知识分子司马光在延和殿大吵了一架，年轻的宋神宗决定启用王安石，也就是开始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在本质上和王莽没有区别，都是在制度设计时忽略了人性因素。统购统销的均输法完全打破了市场规律，市易法的完全计划经济模式“尽收天下之货”，可是天下之货全都城墙走，至于青苗法更让民间苦不堪言，看似一个个天才的设计，但是这样变革想要成功的前提是执行者全是天才而且每个人都像王安石一样，大公无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作者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世带来了巨大阴影，进而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我个人认为，王安石的这项改革和以后的很多次改革不是要解决集权与分权的问题，而是应当怎样做好集权。与此同时外部环境变了，欧洲人度过了漫长的中世纪开始觉醒，独立的大学开始建立，欧洲的知识精英与国家权利形成了彼此牵制。而在之后长达五百年的时间中明清两朝奉行大陆孤立主义长期停滞，这五百年世界物换星移，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三权分立，在外部世界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狂奔的时候，我们向龟兔赛跑的那只兔子一样，在一棵树下酣睡了五百年。尔后蒙古入境，神州陆沉，崖山之后的华夏文明，清朝治下的神州赤县，比经济停摆更严重的是文化的开裂与断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