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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作家李洱《喑哑的声音》这篇小说，不由感慨，九十时代真是文化人的花样年华！
在没有主播、网红，追星还是贬义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的日子原来这么美，不只名利双收，还在猎艳场上享有优势。
这优势细分一下，一部分源自那个时代里，大众朴素的价值观所加诸于他们头上的光环；另一方面，也是某种职业或天然的敏感特质，所赋予他们富有体察的特质，方便戳中女性的情绪点。
《喑哑的声音》中，主人公孙良，就是这样有一定的身份、人脉和名望，同时深谙猎艳技巧的“人文知识分子”。
小说一开始，先用平实的笔触描写了一群知识分子的聚会，费边家每周六的聚会，就是这个文化小圈子的缩影。
“费边家的客厅很大，就像一个公共场所，朋友们常在那里聚会。他们在那里闲聊、争吵或者玩牌。” “愿意听小刘讲那种故事。”
原来，这群自诩搞精神文化的知识分子，平日里满嘴知识界的各种议题，一副瞧不上通俗猎奇故事的姿态，私底下也不过如此，讽刺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济州师院”的教务主任委托孙良联系的名人讲座，不过“想在校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
孙良是第三位讲课人，他乘坐林肯轿车回故乡济州讲课之初，行程中有看望伯父的计划，而真正到济州展开的，则是一场名利双收、醇酒美人的表演。
作者并无一处闲笔。
孙良坐在老同学安排的林肯轿车上回故乡，窗外的麦田、庄稼地、劳作的农民和惊飞的乌鸦勾出他的激动，但这个将人文精神挂写进论文挂在嘴边的学者，想到皮鞋和白袜子会被泥土弄脏，便打消了念头。
显然，他研究的并非真实的乡土人文，只隔着车窗欣赏诗意。
讲台上，孙良声情并茂宣讲“已接近尾声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收获满堂喝彩。
学生买他的论文集给半价，图书馆批量采购的一百本却一份不便宜。半价是促销原价靠关系。
一个人的时候，孙良清点卖书所得，“漂亮，一共有一千五百多块钱的收入呢。” “漂亮”二字，立刻让人看懂他的锱铢必较和暗自得意。
与其说他是为了传播文化给学生讲座，不如说更像一场人情互换与现实收益一并到手的生意。
身兼副市长的高院长要设宴款待他，老同学才点出高院长的政客身份和附庸风雅，孙良很自信，“你放心好了，我不会给你丢脸的，我知道怎么对付这种鸟人。”
果然，一场酒喝下来，院长非常高兴，朋友说，高院长“一醒了酒，就提起了你，说你很够意思。他现在信了，我的朋友都很够意思。”
除了市侩、圆滑、世故作，作者更多的描绘放在猎艳故事上，继续刷新着孙良这位知识分子的下限。
孙良最初的欲望落点，是在悬铃木下听收音机而哭泣的宾馆女服务员。“他相信自己能够把她带到房间里来，抚慰一番她那伤感的心灵。”
姑娘的落泪，是真实的情感，孙良所谓的抚慰，不过是包装的说辞。
他甚至没记清对方的长相，就笃定凭自己中年知识分子的魅力，可以轻易俘获对方，这一刻，女孩是他消解出差讲学旅途的单调所选定的第一猎物。
但他没找这个女服务员，却在服务台发现正在播放节目的收音机。收音机里面传出邓林的声音，于是，孙良转换目标。
电台主播富有魅力的声音，小刘讲过的情杀案件，都让邓林这个目标更有诱惑力。
有趣的一幕，是服务员找上门讨要收音机时，已经退化成一个道具。
这时，孙良假托自己是邓林的朋友，称有要事与邓林商量，已经得到与邓林的通话机会后，正在话筒里展现被精心打磨过的谈吐，“他感到自己的声音，从容而优雅，寂寞而自由。”
孙良表演的从容优雅，寂寞自由，成功打动了邓林。
显然，作者认为描述还不能让读者彻底了解孙良，于是补充上他的心理活动——
“这大概是一次轻松而迷人的猎艳。”他想。一想到她将要被他斩获，他又觉得那个女人真的是有点不幸，他都有点可怜她了。
为何不幸？怎么可怜？
事实上，孙良早已预见了邓林这个“猎物”被他得手后，可能出现的内心挣扎。
2026年桃色新闻压根不算新闻，但九十年代普罗大众的主流价值观还停留在对“刘慧芳”型好女人的歌颂上。专一、贤惠、隐忍才是好品德，所以，孙良对邓林有目的的“狩猎”更是品格问题。
情感女主播邓林，在电波里承接无数听众的痛苦与困惑，开导深陷情爱困境的普通人，可现实里她的婚姻平淡，情绪压抑，丈夫身居要职，听众永远听不到她真正的声音。
孙良的刻意接近十分成功，第二次见面，俩人就发生关系。
邓林泪珠打转地追问孙良，“你现在一定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女人，一定是这样的。”
邓林的羞耻与自我怀疑在孙良的预料之中，但并不妨碍他事后毫无愧疚，轻轻松松地走人，既没有去看望伯父，也将邓林遗忘脑后。毕竟，这种露水情缘，于孙良不过是聚会之上可供消遣的谈资。
就这样，继之前的夸夸其谈、市侩圆滑之后，孙良彻底暴露出他无良文人的嘴脸。
纵然后来他一时冲动坐上破旧颠簸的长途客车再赴济州，也绝非出自什么真情实意，相思难耐，不过是人到中年理想消解后的精神空虚。
周保欣老师在他的文艺评论文章《“总体性” 中的李洱及其小说史意义》中，评价作家李洱，说他 “试图呈现出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平庸、贫乏与溃败，以隐喻整个时代的病症。”
在《暗哑的声音》这篇小说里，平庸、贫乏、溃败，全都集中投射于孙良身上。他拥有时代馈赠的名望光环，精神内核却一片空洞，用文化人的头衔为情欲背书，将猎艳包装成灵魂邂逅。
从建构主义视角来看，人的自我并不是先天固定的，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环境、话语资源、身份符号的互动之中，不断建构出来的产物。
李洱没将这些写成跌宕起伏的悲剧，笔下全是日常：文化人的麻将局，规格颇高的讲学卖书，成很多青年男女情感寄托的电台热线，精心设计的宾馆幽会，费边家的聚会、济州师院官场化的资源互惠……
孙良是在时代环境中被建构出来的标本，映射着整个时代的价值体系。那套可供知识分子调用的身份符号与社会资源，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要追溯到八十年代的社会转型。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有“搞原子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收入不如拿剃头刀的”俗语，然后，中央出台了“有偿服务，自我改善”的政策，所以，时间来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已经享受着诸多便利。
细品小说，除了看懂文化人在九十年代的幸福，似乎也能在小圈子的颓废中，预见这群人接下来更为普遍的精神滑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