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安王十三年的原文记载：
“秦侵晋；田和会魏文侯、楚人、卫人于浊泽，求为诸侯。魏文侯为之请于王及诸侯，王许之。”
据《资治通鉴》记载，周安王十三年，即公元前389年，发生了两件要事。其一，秦国进犯晋国；其二，齐国的田和在浊泽与魏文侯、楚国人和卫国人会晤，恳请众人相助，以使自己晋升为诸侯。魏文侯颇为仗义，代田和向周安王及其他诸侯说情，周安王予以应允。
然而，《资治通鉴》对这两件事的记载并非十分精准。先说第一件事，“秦侵晋”是司马光从《史记》中直接摘抄而来，却不慎遗漏一字。实际上，秦国此次入侵的并非晋国边境，而是魏国的阴晋。此时，吴起极有可能已经离开魏国，魏文侯也已离世，故而秦国攻打魏国往往能够得手。前一年刚刚爆发五城之战，秦国在陕地设县，这一年又夺取了魏国的阴晋。
再谈第二件事，田和在前一年放逐齐康公后，显然欲趁热打铁，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效仿三晋那般实现化家为国。在这类事情上，魏国无疑是前辈，也最能感同身受。可就在前一年，齐国还曾攻打魏国，并夺取了襄陵，如今实在难以知晓田和是如何求得魏国相助的。遗憾的是，史料并未向我们透露其中缘由。不管怎样，此时魏国的执政者已非魏文侯，而是魏武侯。
田和的“自我升级”远不像当初三晋那般大张旗鼓，似乎轻而易举便获得成功。 这便凸显出先例的重要性。无论好坏，一旦开创先例，后续便会容易许多，尤其是坏事。就如同行人过马路等红灯时，只要有一人迈出闯红灯的第一步，其他人便会纷纷效仿、成群结队地跟着闯过去。
儒家坚守的，正是要杜绝那闯红灯的第一个人。儒家经典《春秋》编年始于鲁隐公元年，为何选择从这一年开始呢？历代学者给出过诸多阐释，核心观点皆是圣人对事物的开端必须慎之又慎。《易经》以乾卦开篇，也被无数学者用大量篇幅解读出重视开端的重要意义。《资治通鉴》的第一篇，“臣光曰”批评周威烈王给三晋封侯，认为这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同样是在阐述这个道理。
正因为周威烈王开了此先例，所以当同样的问题摆在周安王面前时，便不再棘手，照葫芦画瓢即可，反正破罐子破摔更为容易。
就这样，田和从齐国的国相摇身一变成为齐国国君，名正言顺。至于那位齐康公，从此希望破灭，又在海边生活了数年。齐康公去世后，田氏便不再给姜氏留有余地。齐桓公的子孙是死了还是被贬为平民？史料并无记载，只称随着齐康公去世，姜氏的祭祀彻底断绝，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断了香火、后继无人。
在当时断人香火可是极为缺德之事，然而田氏一向有以德服人的美名，深受齐国百姓爱戴，甚至这份爱戴超过了对齐国国君的尊崇。 人民为何更爱戴田氏而非姜氏呢？田氏治理齐国的风格，完全契合《礼记·大学》中“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道理。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都热衷于聚敛财富，不过对他们而言，民心才是最大的财富。
在春秋战国时期，受技术手段所限，统治者难以凭借冗长繁杂的虚假宣传来赢得民心，唯有切实给予民众实惠。然而，这一做法实施起来谈何容易，毕竟其与人性相悖。
统治者同样是人，也钟情于锦衣玉食、豪宅美女，而这些皆需巨额开支，如此一来，与民争利便难以避免。
齐国本就是富饶之地，工商业蓬勃发展，捕鱼制盐产业兴盛繁荣，这与我们对古代小农经济的固有认知大相径庭。贸易的繁荣催生了关税，商人每经过几处关卡便需缴纳数次税款，这已然显现出礼崩乐坏的端倪。据东汉大学者郑玄考证，依正统礼制，诸侯可在边境设置关卡，但进入境内后，不应再有其他关卡。
边境关卡究竟是否征税呢？按照孟子的说法，过去仅作例行检查而不征税，可国君又怎会眼睁睁看着商人获利而自己毫无所得呢？因此，齐国不仅在边境设卡，境内亦广泛设置关卡，且全部征税。
在管仲担任齐国国相之时，关税税率相对较低。管仲离世后，齐国的关卡如雨后春笋般增多，税率亦一路攀升。到了齐景公时期，关卡甚至设置到了国都临淄的周边，横征暴敛已至毫无节制的地步。齐国国相晏婴实在看不下去，便劝谏齐景公撤销关卡，否则将会陷入“财聚则民散”的困境，连统治权都难以保住。齐景公表面上认真听取了晏婴的建议，却仅象征性地撤销了一处最为臭名昭著的关卡，其他情况依旧未变。
与之相反，田氏家族对齐国人民广施恩泽，不仅救济落魄贵族，对普通百姓亦关怀备至。公元前539年，齐国与晋国联姻，晏婴借此机会与晋国贤臣叔向交谈。叔向询问齐国的状况，晏婴不禁大发感慨，大意是齐景公已然舍弃了齐国百姓，将他们推向了田氏家族的怀抱。晏婴还讲述了田氏家族收买人心的诸多举措，其中涉及齐国的度量衡制度。原来，田氏家族开展金融放贷业务。
在古代社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放贷行为皆为贵族传统所不齿。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言：“如果金融家这个逐利的职业也能变得受人尊敬，那么一切都将失去准则。”这句话放在今日，令人感慨万千。但在2000多年前，田氏家族的金融业不但不盈利，反而亏损严重。正因如此，他们的业务规模越大，就越受民众敬重。
当时度量衡尚未统一规范，田氏家族放贷时使用齐国官方的度量衡，收贷时却用自家更大的度量器具。最为关键的是，借出一斗米，收回时同样一斗且无需利息，看似收支平衡。然而，田家的一斗比齐国官方的一斗容量更大。这就如同如今去银行借钱，借一元人民币，却只需还一元港币，不但无需支付利息，反而还赚了汇率差价。
不仅如此，在商品经济领域，田氏处处“赔本赚吆喝”。山上木材运至市场，价格与产地无异；海边的海鲜和海盐运往市场，售价亦未有变动。反观国库，财富堆积得满满当当，甚至开始腐坏。当时，国家刑法严峻，许多人因触犯法律被处以刖刑，双脚遭砍，致使假肢需求大增，价格居高不下，而鞋子却乏人问津。
在这样的形势下，齐国人对国君满怀怨恨，转而对田氏家族感恩戴德。此段记载出自《左传》昭公三年。田氏历经数代苦心经营收买人心，到了田和这一代，已完全掌握齐国的话语权。
不难理解，若长期“赔本赚吆喝”，即便家底雄厚也难以为继。因此，温和合理的税收制度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田和深知这一道理，严格执行关税标准，既防止偷税漏税，也绝不横征暴敛。从齐国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上，便能清晰看出田和对关税征收标准的严格把控，以及对营私舞弊之人的严厉惩处。
清朝咸丰七年（1857年），在现今山东省青岛市内出土了齐国青铜器子禾子釜、陈纯釜和左关卮，其铭文比白纸黑字的关税政策更具可信度。子禾子即田和，如今子禾子釜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陈纯釜和左关卮的相关器物则收藏于上海博物馆。
田和晋升为诸侯的次年便溘然长逝，未能充分享受国君的尊荣。不过，他或许对此并不在意，毕竟在任何堪称古典的时代，个人的短暂一生都如沧海一粟，而家族的长远发展才是重中之重。“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种个人主义哲学象征着现代性的到来。从田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付出，在田和这一棒终于取得成功。齐国人对田氏“窃国”之举毫不介怀，他们很可能早就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在熊逸老师的引领下，我们透过周安王十三年的这两件事，仿若握住了一把开启历史厚重之门的钥匙。如今回顾探究之路，心中满是感慨。
这两场历史短剧，看似孤立，实则经纬交织，深刻勾勒出那个时代的复杂轮廓。秦国对魏国的侵袭，宛如一记记重锤，敲打着旧有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各国都陷入了重新审视军事防备与联盟策略的思索漩涡。而田和的诸侯进阶之路，更是一场不动声色却影响深远的变革，它不仅改写了齐国的统治血脉，更如蝴蝶振翅，在整个华夏的政治文化氛围里掀起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