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学习第88天《八观  第十三》第8～10段

原文阅读

        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故曰；良田不在战士，三年而兵弱；赏罚不信，五年而破；上卖官爵，十年而亡；倍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灭。战不胜，弱也；地四削，入诸侯，破也；离本国、徙都邑，亡也；有者异姓，灭也。故曰：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威严宽惠而行于其民不行于其民，可知也。

        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敌国强而与国弱，谏臣死而谀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毁，然则与国不恃其亲，而敌国不畏其强；豪杰不安其位，而积劳之人不怀其禄。悦商贩而不务本货，则民偷处而不事积聚。豪杰不安其位，则良臣出；积劳之人不怀其禄，则兵士不用；民偷处而不事积聚，则囷仓空虚。如是而君不为变，然则攘夺、窃盗、残贼、进取之人起矣。内者廷无良臣，兵士不用，囷仓空虚，而外有强敌之忧，则国居而自毁矣。故曰：计敌与，量上意，察国本，观民产之所有余不足，而存亡之国可知也。

        故以此八者，观人主之国，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字词注释

[1]临众：管理民众。

[2]威严宽惠：代指刑罚奖赏政策。威严，指刑罚。宽惠，指奖赏。

[3]可知也：依张佩纶云：上脱五字，按解当作“而兴灭之国可知也”。本段末句同此。

[4]法虚立：指司法不公正。害疏远：指法令只危害那些无权无势者。

[5]不听者存：指不听信、不理睬的情况存在。

[6]毋功者：即“无功者”，指上文所谓“便辟左右”及“金玉财货商贾之人”。

[7]上位危：指君主地位不稳固。尹注曰：轻令则有无君之心，故上位危。

[8]在：恤问，酬劳。

[9]兵弱：指军事力量削弱。

[10]有者异姓，灭也：有者异姓，指拥有政权者被异姓人夺取或占有。灭，此处指宗庙覆灭。尹注曰：有其国者异姓之人，则宗庙灭也。

[11]而：疑为衍文。一说当为“之”字。

[12]可知也：本句当与前文一致，是重复句，故应作：“而兴灭之国可知也。”

[13]敌与：敌国与盟国。与，相亲。

[14]上意：指君主的思想状态、精神风貌。

[15]国本：国家的根本事业，即农业。

[16]与国不恃其亲：指盟国不再依靠与本国的亲和关系，本国地位无足轻重。

[17]敌国不畏其强：敌国不会畏惧本国的强大，实已不强。

[18]怀：顾念，安心。

[19]出：出走。

[20]不用：不愿效力。

[21]不为变：不思变革。

[22]进取：犹言进攻。

[23]居而自毁：即坐而自毁。

[24]匿其情：掩盖真实情况。情，实情。

译文参考

      根据一个国家君主设置的法律、发出的政令及其管理民众、指挥百姓的情况，考察其刑罚奖赏的政策，是否在百姓当中得到贯彻，这个国家的兴旺或衰灭就可以了解了。法律形同虚设，而且只加害疏远的人；君主的命令虽已公布，不听令者却能安然无恙；随便封爵赐禄，反使没有功劳者因而致富；那么，人们一定轻视法令而君主地位也就危险了。所以说，良田不赏给战士，三年就兵力衰弱；赏罚不如实兑现，五年就国家衰败；君主卖官鬻爵，十年就国家危亡；悖逆伦常道德，干禽兽的行为，十年国家就会覆灭。出战不胜，是因为兵力衰弱；土地被瓜分，是因为国家衰败；百姓要逃离本国，朝廷要迁移国都，是因为国家面临危亡；政权被异姓人占有，是因为宗庙已经倾覆、国家步入灭亡。所以说，根据一个国家君主设置法律、发布政令及其管理民众、指挥百姓的情况，考察其刑罚奖赏政策是否在百姓当中得到贯彻，这个国家的兴衰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估量一个国家的敌国和盟国的力量状况，估计君主的思想意图，考察国内农业生产的状况，观察百姓的产业是有余还是不足，这个国家存亡趋向就可以了解了。敌国强大而盟国弱小，仗义执言的谏臣被杀而阿谀逢迎的佞臣得享尊荣骄宠；私人请托盛行而公法毁坏；盟国就不依赖该国的同盟关系，敌国也不会畏惧它的强大；才华出众的能臣将不安心于他的职位，功高多劳之重臣或豪杰将士也不再恋惜爵禄赏赐了。君主喜欢商贾而不努力发展农业，百姓就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农产品了。才华出众的能臣不安于其位，则国家的大将良臣就会出走；功高多劳之重臣、身经百战的猛将不满足于他们的爵禄赏赐，则国家的士兵不肯效力；百姓苟且偷安而不致力于积蓄粮食生产，则国家的粮仓空虚不实。像这样君主还不肯思过改革，那么，抢夺、盗窃、残害民众、谋取政权的人就会崛起了。在国内，朝廷中没有良臣，士兵不肯效力，粮仓又空虚，而在国外却有强敌的忧患，那么，国家就只有坐而待亡了。所以说，估量敌国和盟国的状况，了解君主的意向，考察农业生产的状况，调查百姓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国家的生死存亡，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因此，从这八个方面去考察一个国家、调查一个君主治理国家的状况，这个国家的君主就无法隐藏他的真实状况了。

核心内容解读

      八观的第七个方面是从置法出令、制度效力和奖惩实施来考察律令行赏和威严宽惠，以了解国家的盛衰兴废；第八个方面是考察敌国盟友、国本民产和百姓日用，以了解国家的存亡情况。

      我们知道，《管子》非常重视法令，国家君主是否设置严明的法律、发布政令是否能够落实、刑罚奖赏政策是否在百姓当中得到贯彻、上位者有无率先垂范、民众百姓是否听从遵守，调查了解这些方面，就可以判断这个国家的兴衰。人们轻视法令则君主地位危险，政权可能倾覆。

      影响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方面，还有对外了解敌国和盟国的状况，对内考察农业生产的状况，调查百姓财产是有余或是不足。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纷争跌起，每个国家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内政是否稳定，更受国际格局变化的深刻影响，了解敌国、选择盟国，同样是生死攸关。

      《八观》中从调查观察八个方面的内容来了解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盛衰兴废、国力虚实等情况，在当时来说，已经相当全面和深刻。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对于君主的要求是非常明确的，不管是个人品行、国家管理能力，还是外交斡旋战略等方面。不过，回顾春秋时期的历史，这样的要求对当时的君主而言是相当有难度的。而这些观念正是反映了当时的比较理想化的治国管理思想，对于后世而言，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许多同样问题却依然存在，需要面对和解决。

《管子》学习的背景知识

    《管子》在明确刑罚奖赏的规定时，还特别重视法令对于预防犯罪的作用，而且反对轻易赦免刑罚。

        管子认为，预防犯罪要依靠制定完备的法律，规定明确的刑罚。只有对犯罪的奸邪之徒施以刑罚，使其犯罪行为得到应有的惩治，才能对其心理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在进行刑罚的时候必须要做到严明，并且要有罪必罚。《管子·七法》说：“有罪而不能诛，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即是说有罪不罚，当然也就难以治民。当犯罪行为得不到惩罚的时候，奸邪会越来越多，更进一步影响百姓的生活，因此《管子·正世》说：“夫盗贼不胜则良民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繁”。

        管子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对于犯罪预防的作用，他认为法律是定分止争的重要工具，“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有了法律、政令就可以使人们避免纷争而带来的犯罪行为。再进一步，则可以禁奸止暴，“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贫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其意即是治理国家、治事人民莫如使用法律，禁止淫乱、抑制暴刑莫如使用刑罚。贫穷之人并非不想夺取富者的财物，他之所以不敢这么做，是因为惧怕法律的威严；强势者并非不能施加暴行于弱者，然而他之所以不敢这么做，同样也是畏惧法律的惩处。所以说，治理国家有很多要务，但核心之处就在于依法律行事，严格执行相应的法律，奸邪自然不会产生，祸乱也就起不来。所以《管子·正世》篇也说：“法治不行，则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绝望于上矣。”

        管子认为法律制定完备之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君及贵族必须率先垂范，百姓自然会受到影响，对于预防犯罪的作用是极大的。“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通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统治者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会引导百姓向善，自然暴乱之行也就减少了。

        管子认为法律要起到预防作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是向公众公布全国统一的法律。《管子·法禁》说：“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其意即认为如果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并按照具体的规定办事，但如果法令不一，则各地对同样的事情就会做出不一样的处理，此重彼轻或者同罪异罚，将为一些司法官吏随意出入人罪提供借口。“凡将举事，令必先出。曰事将为，其赏罚之数，必先明之”，在确定赏罚之前先将律令公布于众，这样老百姓自然也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就知道了法律允许什么，禁止什么，自然也就可以依法律办事了。其二是要持法公正，刑赏并用，维护法律权威。公正是社会的基本诉求，也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基本保障。“天主正，地主平”，“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无弃之言，公平而无私，故贤不贤莫不用”，因此无论民众贫富贵贱，身份等级，男女老幼，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一样的，平等的，这对建立和维护法律权威意义重大。反之，如果同样的罪行却因人而异，贵贱不同，亲疏有别，那法律的公正性自然也就会受到人们的质疑，自然难以服众。

      刑赏是治理民众的重要手段，必须做到刑必赏信，宽严适度。《管子·八观》说：“置法出令，临众用民，计其威严宽惠，行于其民与不行于其民，可知也。法虚立而害疏远，令一布而不听者存，贱爵禄而毋功者富，然则众必轻令而上位危”，因此必须使犯罪者受到惩处，维护法律的权威。

        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反对刑罚的赦免，“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若早禁之，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文有三侑，武毋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管子  法法》）。由此视之，赦过甚至仅仅是赦小过都有可能使民众对于刑罚有所轻视，因此可以说是“小利而大害”，“久而不胜其祸”，反之如果不赦，及时的给予惩罚，则属于“小害而大利”，“久而不胜其福”，随意进行赦免是不可取的行为。

参考资料

《先秦犯罪学学说丛论》，刘志松;闫文博;冯志伟，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09月

《管子（全二册）——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李山 轩新丽 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