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行李往铺位上一扔，兴奋地走出了船舱。小时候坐过一次轮船，是十六铺码头上船的江轮，是父亲带我到苏北看望病重的亲戚。今天，我坐的是公平路上船的海轮，经过漫长的等待，长锦轮终于起锚，汽笛声震耳欲聋，响彻了午后的浦江两岸。
八月末的地面，暑气正盛。江上，避开太阳的直射，被裹挟着泥土味道的江风吹拂，就出人意料地凉爽。长锦轮的右舷是浦东，满眼是漫过堤岸连绵不绝的绿色；左舷是浦西，正好到了大杨浦的地界。
这次航行的目的地是青岛，我今年高中毕业，考进了青岛某某大学。我第一个志愿是复旦，用我平时的成绩来衡量，它只具有象征意义。按照规定，我还必须填一个外地志愿，上海人不喜欢去外地，就填清华或者北大，考不进正好，真的考进也不错。我翻到青岛某某大学计算机系上一年的最低录取分数，一样望尘莫及，我就把它填上了。之所以选择计算机，是因为高一年级，黄浦区计算机统一考试，我得了一个优，同班几十个同学得优的只有两个人。那个时候，进机房还要换拖鞋，还都是黑屏绿字的苹果机。我的目标是上海大学，但现实没有按照我的设想发展。如果你听说过有人在高考时超水平发挥，我就是其中之一。成绩公布后的一个月里，我还一直恍恍惚惚的。
我最早知道青岛，是小学同学的父亲在那里工作。我们是邻居，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另一个印象来自于啤酒，碰到像今天一样炎热的夏天，男人们都爱喝点啤酒，绿色瓶子里的液体对他们来说如同甘露一般。他们还喜欢逗弄小孩，我也没能幸免，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又苦又辣嘴巴的东西，上过一次当后，不肯再范，见到他们就逃走了。
驶过吴淞口的航标灯，进入了长江，水面一下开阔起来。几艘万吨巨轮缓缓而行，几只飞鸟快速掠过江面。学过很多类似“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描述背井离乡的诗词，但是眼下，忧愁和伤感还没有在我的心灵里生根发芽，外面的世界正在拨弄我的好奇心，所以没有哪一首能引发我共鸣的。母亲在候船室里的心情和我正好相反，她再三叮嘱我要当心这个，要当心那个，仿佛我永远长不大。父亲因为工作跑不开，他一向莫名地严厉，有时候是严酷，让我既讨厌又害怕，所以不来正好。
我回了船舱，四等舱住八个人。四个嘉定人一上船就玩起了牌，嗓门粗大，旁若无人。面对我的那位中年，一边出牌一边不时抬头看我，当被我发现他出神地凝视我时，他迅速地收回了自己的目光。有好几次，他若有所思地愣在那里，轮到他出牌都忘记了。我十八岁了，我能够领悟这种眼神的大概含义，它并不需要传授，成长到这个年龄自然就有了——如同春天一到，鲜花会盛开一样。我收到过类似的眼神，它们都来自于高中的女同学，但我一例装作没看见。现在，是我没有忍住，有好几次害羞地收回了和他碰撞过后的目光。
夕阳从舷窗斜射进来，海面上波光粼粼，阳光像一把把利剑，刺破云层，斜插在宽阔的海面上。这是多么巨大的宝剑呀，如果有匹配的巨手，只消拔出一把，挥舞一下，就能把海水劈成两半，直捣龙宫。
我在铺位上躺了一会，闲的无聊，又出了船舱。我走到船尾，船尾旗迎风招展，螺旋桨打出的巨大浪花，和烟囱喷出的青烟，一同向着后方散开而去。嘉定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了船尾，离我三米开外。只是一会儿，他友好地向我点头，我回以矜持的微笑，我们就开始说话了。母亲再三关照我要小心，别上坏蛋的当，我根据他的相貌判断，他应该是一个不好不坏的蛋。
“小朋友，去青岛旅游？”
“不是，去读大学。”
“哦，厉害！哪个大学?”
“青岛某某大学。”
他笑着说上海人到外地读大学的可不多见，我听了有点尴尬。他又问我读什么专业。
“计算机。”我说。他听了几分赞叹，说他们单位去年买了两台宏志286，花了好几万块钱。
“你们是去旅游的吧？”
“是，厂里轮到疗养。但时间晚了，青岛应该八月初去。”
“青岛好玩吗？”
“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我十年前去过。依山傍海，红瓦黄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你要读四年？”
“嗯。”
“你好好安排，栈桥、中山路、小鱼山、八大关、鲁迅公园、海水浴场、天主教堂，你可以跑个遍。”
他说中山路是青岛最繁华的一条马路，但繁华仅对于青岛而言，上海的南京路一天都逛不完，中山路一个小时就走完了。我问他依山傍海的海是黄海，山是哪座山，他答崂山。我马上想到了木偶片《崂山道士》，向他核实，他说是的。说崂山是道家的仙山，一定要多去。
“小朋友，你姓什么？”
我告诉他我姓马，他让我叫他老王。他两次称呼我小朋友，我问他为什么，我已经十八岁了。老王答：“十八岁是你的生理年龄，你有一张娃娃脸，还提及木偶片，你自己不觉得，你就是小朋友。”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还试图抓住我。
不知不觉中，眼前已经是红霞漫天。今天之前，我还以为只有河南路桥上的落日是最壮美的。很多次，望着苏州河北岸天后宫的方向，我像石头一样伫立在桥面，动弹不得，是路人好奇的目光，才解除了我身上的魔法。此刻，我贪婪地把海天之间金橘色的光芒全部吸收到了眼底，又一次出了神。这一次，解除魔法的是老王，他的咒语是：“时间不早了，肚子饿了，回去吃饭啦。”
我再到船尾，天色已经全黑，海面上什么也看不到，只有海浪的喧嚣。头顶上是我在上海从来没有见过的满天星斗，一闪一闪，多到数不过来。
一身酒气的老王又找到了我，他脸颊泛着红光，一会搭我的肩膀，一会儿又要搂我的腰，还动情地唱起了《三套车》。我问他喝了多少，他伸开一只手，我“啊”了一声，他说不方便携带，否则要喝十瓶。老王在仅能一个人坐的铁箱上坐下来，还让我坐在他身上。见我犹豫，就过来拉我，我躲开了他，说不累。他不罢休，还是把我往他怀里拉，差一点把我的裤子都扯了下来。难闻的酒气直扑我的脸上，我就差咬他一口，才能逃脱了。我感受到了对方有力的身躯，和凉爽的海风相反的体温，以及一丝混沌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和父亲之外的成年男子如此亲密接触过，我们不熟悉，坐在他身上极其难为情，我不会听从他。见我百般不乐意，老王在喘息之中松开了手，隐约见到了他失望的表情。
经过一整夜的航行，长锦轮迎来了一个晴朗的黎明。东方的天开始是深蓝色，旭日初升，染红了周边的云彩和底下的海水。最后，火球从海平面跃出的一刹那，观看日出的男女老少一下子都欢呼雀跃起来。
一整个上午，我和老王霸占了船头一侧的系缆桩，这是两个巨大的黑色铁疙瘩。老王叫我不要迎风而坐，说那样吹上半天，脸上一定会火辣辣地蜕皮疼。老王和我聊了许多社会上的事，什么南京东路江西中路阅报栏交友，汉口路公交终点站小花园交友，我听得莫名其妙，也不好意思追问。有些故事，我不十分理解，他几次三番和我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最早是讲两个男人的感情，迫于世俗压力，才改成现在的版本。他又问我对两个男人的感情怎么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大一年级，我买了俞丽拿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找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同名越剧电影。乐曲和故事的动人，让我把老王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还冒出过想学小提琴的冲动。
到了下午，长锦轮已经航行了二十多个小时，前方冒出了三个小岛，墨绿色的小岛让我有了一点长途漂泊又见到陆地的欣喜。
不多时，就见到青岛的海岸线了，红瓦黄墙，高低错落，掩映在海岬坡地之中。以前每每走在一处树木建筑有别于平日的地方，我就有到了别的城市的感觉，现在看着和上海迥然不同的景致，真是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了。老王指着一幢两个尖顶的歌特式教堂，说那个位置就是中山路。他拦下乘务员问靠岸还有多少时间，乘务员说别看离着近，至少还要两个小时。
我学生气十足地要了老王的通讯地址，我说我现在没有确切的地址，等我安顿下来，一定写信告诉他。
我顺利地到达了青岛某某大学，学校给每个晚到的新生准备好了晚饭。我闻着菜汤里的大葱味，拿着稍嫌坚硬的馒头，一口咬下去，我的大学生活就算开始了。
我被临时安排在一个房间睡下，望着窗外橘色的灯花，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梦见自己还在海轮上颠簸不已，直到撞到硬梆梆的床板，才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上岸了。
正式的宿舍是一幢德国风貌的建筑，很久以前是一座兵营，如果不是因为缺乏保养，它绝对不同凡响。我的房间在二楼，从靠窗户开始，东西两侧各放着两张上下铺的铁床，四套陈旧的衣橱和书橱，中间是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用打翻的墨水刻了一个烫着卷发的张飞头。
我下铺是宁波人沈恬。他一进门就把一把吉他挂在床头。沈恬同学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副金丝边眼镜架在软绵绵的鼻子上。上身穿米色休闲西装，腰间别着一个火红色的三洋牌随身听，下身是一条用料考究的西裤，尖头皮鞋擦得锃光瓦亮。
我对面上铺是刘涛，和我差不多高，略显消瘦。他说自己是青岛人，我猜因为他父亲在青岛海军部队，他才这样说。那一天，父母来到了宿舍，母亲是一位不懂得保养的北方女人，让他把东西放这放那，完全像长官命令士兵。父亲是一位两杠四星的海军军官，站在一旁默不作声。直到全部收拾妥当，他才对大家说，你们将要一起生活和学习，要团结互助，然后就和夫人离开了。刘涛也不送他们，听到楼下军用吉普的引擎响起，立刻上床躺了下来。
对面下铺的屠大宝，家在即墨。父亲陪他一起来报到，这是一位纯朴的山东农民，一会擦床板，一会帮儿子整理书籍。临近中午，父亲从包裹中掏出一只王哥庄大馒头——这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大的馒头，屠大宝硬是给塞了回去，然后一起去了食堂。
另外四位同学鲜有提及，一概称呼他们。
开学典礼结束后，学校邀请一年级新生聚餐，我们入座的时候，丰盛的菜肴已经摆满了桌面。我心里暗暗高兴，已经吃了一个多星期的馒头蘸酱——很长一段时间都吃不惯青岛的饭菜，不管荤菜还是素菜，一例是剁成几块就下锅。屠大宝同学批评我矫情，说这已经算是精致，换在省内，直接摘一把大葱递给你。听他这样义正言辞，我和沈恬笑了半天，害得北方同学不停地翻我们白眼。眼前的一桌菜暂时掩盖了我挑食的毛病，我不吃家禽牛羊，猪肉也挑烹饪方法，但我吃海鲜。大部分海鲜都是我从来没有吃过的，问了才知道是海参、海鲍、鲜贝，有的很鲜，有得很腥，有得样子挺怕人。班长通知每桌派一个人去领啤酒，不一会，屠大宝就抬回来一个巨大的铝制菜盆，里面翻腾着白色的泡沫。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舀了起来，我也舀了一碗，涩涩的，好像是比瓶装的新鲜。我还是不喜欢，不喜欢就做不到像其他同学一样，应景般地赞扬一番这个有名的啤酒的。
一切都安排妥帖，我把通讯地址告诉了老王。我们来往过几封信，我的都是青岛风景的介绍和对大学食堂的批评，老王会立刻回上一封信，附和几句。和船上盯着我不放相反，他从不主动联系我。后来我悟出，成年人的世界，若没有交集，就没有必要再浪费彼此时间了。等到我和周围的同学日渐熟悉，我们的联络自然就中断了。
大学前两年半平淡如水，我不再多费笔墨，容我说件趣事，作为大学前半段的收尾：某天熄灯前，沈恬说没有吃饱，想去买点吃的。刘涛说学校对面小饭店开着，可以去买馒头和烤鸡。使用了三十八年的粮票刚刚废止，买馒头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凭票供应了。大伙一致说好，我说我不吃鸡，不用管我。他们回来时，宿舍已经熄灯，他们带来了四只烧鸡，八瓶啤酒，两个王哥庄大馒头。大家摸黑分着吃，这四个人吃着烤鸡，连连说香，那三个觉得味道有点不对。说着，谁点亮了打火机，天啊！一只烧鸡只有皮是熟的，肉是透明的。没有人愿意翻墙出去换，打算白天再去理论，脸都没有擦一下就睡下了。第二天清晨，谁大叫了一声，把一屋子人都吓醒了：几个人满嘴鸡血，还染到枕头上，就像发生了“凶杀案”。
转眼到了大三年级下半学期。寒假过后的青岛还十分寒冷，母亲给我新买的呢大衣本来以为派不上用处，现在还要再穿一阵子。大衣略显宽大，款式是今冬上海流行的，母亲说怕我还要长，留些余地。下摆内衬上绣了“文武”两个字，这是母亲一贯的做法，怕和别人的混淆——我下一次再提及它，人生已经抵达了关键的十字路口。沈恬看到我的大衣赞不绝口，一个劲表扬上海货就是好，托我母亲代他也买一件——如果我没有记错，大学四年，沈恬让我母亲买过两次衣服，另外一件是咖啡色的夹克。我其他的衣服都平常朴素，他根本瞧不上眼。没有过多久，我收到了邮局领包裹的单子。我取回了东西，沈恬迫不及待地夺了过去，飞快地去掉了母亲细心弄好的几层包装，往身上一套，非常合身。沈恬穿了不到一个月，春天就来到了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