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阅读了本书第二章（1958—1976：工业化初期的三次危机及其外资外债背景）的第三节内容——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国家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发生在被今人看作“极左”革命时代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以来的第二次周期性经济危机，除了一般经济因素外，还具有典型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特点。
当时，一方面是中国处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下；
另一方面，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一直就难以自觉地与主要依靠劳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
因此，中国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建设方针上的内部争论虽然很多，但最终形成了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主的决策主张：
一方面要克服困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另一方面，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大三线”、地方工业“小三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收益分析，中国当初以巩固国防为目的、自主投资的“三线建设”，耗资巨大且很难有经济收益——因为仅是物理距离上的搬家，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地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不过，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领袖当初的选择正确与否，不是我们能够轻易评价的。
只是这种选择，客观上造成国家付出了巨大代价，造成了高额的财政赤字，最终爆发危机。
这次危机的政府应对机制，也和1958—1960年危机情况大抵相同——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
总之，第二次财政赤字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而得以实现了“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