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今天下雨。有阵子下得挺大。当时我们正在亲戚的葬礼上。亲戚在一个小盒子里，盒子放在一把椅子上，下面铺着、上面盖着红布。葬礼开始的时候我们挤到阳台上，阳台跟院子有玻璃墙间隔，属于两个空间，但是都能看到。院子里也不是露天的，上面都有玻璃的幕顶，看上去很厚，上面覆盖一层黑纱网，看不到天空。因为整个院子都是搭了顶棚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下雨。我和姐姐的身后有两个久未见面，或者此刻之后也不会再见面的亲戚，在互相热情和大声地说话。这些声音干扰了院子里教友的发言和祷告的声音。我想听听那个声音，我是第一次参加基督教徒的葬礼。我伸手指指院子里说话的人，想让那个身后大声谈笑的人意识到场合的性质与行为不当，那陌生的女人声音压下去，但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又大起来，在跟一个耳聋的八十岁老头谈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便离开了他们，往前走了几米，穿过人的缝隙站在门口。这时二姐往旁边拉了我一下，手掌捂在口唇上，附在我耳边低声说，你不能站在门口。
门口外就是院子里的那把唯一的椅子和上面的骨灰盒。所有人分两边站着，东边是死者生前的教友，西边是死者所有的子侄孙辈。按照教友的话语和表情，我觉得在他们的世界，我大姑已经脱离了尘世的罪孽和劳绩而升入天国，而且那个天国因为他们的眼神，语气，表情，而一定在某个冥冥之中的地方存在。我是拜佛的，所以内心意识到是否对自己信仰的不敬。佛祖是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年轻人，因看不得人世的苦难，所以在密林中的一棵树下参悟众生的解脱之道。而信徒，则感觉到那种冥冥中宇宙深处的存在之真的存在。我的信仰跟眼前的不同的信仰，有冲突的地方，两个无形世界重叠交织，并存于同一个有形世界，想到这一点让我稍微不安。我调整一下内心，来秉持信仰的诚敬。此刻也许两个神在宇宙的冥冥之中，在下着雨的天空的深处，在茫茫的空漠中存在着，在站在一起的我们的意识中存在着。其实他们互不相扰，各自安慰着各自的信众。那么二姐说不能站在门口，也许是按照乡间的礼俗，死者此刻将，并正在，离开她原来住的屋子，通过门口到盒子处，通过盒子到道门楼，通过道门楼到墓地。那样她的亡灵便真正地离开住了大半辈子的家园，去了人类生活和社会之外的天国。
死者九十三岁。我听到主持的人念到李玉荣老人出生于1932年，我才晓得大姑比母亲大三岁。我母亲今天没来。刚才来的路上，在车里，哥哥说了几次母亲应该来哭一下大姑。两个姐姐都说没有必要，一个九十岁的老人没有必要在一个下着雨的盛夏的一天出现在另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的葬礼上。我母亲已经糊涂了，告知她大姑的去世，她点点头，叹息两声，两分钟却问你们要出门去？是去哪里？她的记忆比鱼的记忆还短。人活到这个年纪和状态，也是一种生命的存在，有一天也是我的现实吗？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忧虑。
我已经有三十年没有见过大姑了，我从来没有过来探望过她。我们家孩子多，她家也孩子多，我二十岁后就开始了离家在外的自己的生活。刚才午饭的时候，一桌子人有半桌子不认识，但都是大姑的亲戚。有叫她妗子的，有叫她婶子的……我们都是因为大姑的缘故此刻坐在一起。吃饭到一半我忽然想起四五岁时的一个清早，在祖母的大炕上，我，祖母，大姑，夜里并排睡着，我听着她们讲话。醒来的时候祖母已经去烧火做饭，大姑还盘桓在炕上，看我醒了，找来我的棉袄，一手提着衣领，一手展开一条衣袖，让我方便将手臂探伸进去。衣服穿好了，大姑又找了梳子，给我梳小辫子。她说你看有个小闺女多么好，我却只生了一堆小子。我平生第一次得到这样的待遇，后来也再没有得到过。我还听说过小时候母亲一堆女儿，大姑五个儿子，所以到最后商量要将最小的一个交换，就是我和五表哥。如果交换过了，也许今天的我的个性，环境，状态，都会有所不同。但周围这些人都不晓得，或者都忘记了，曾经在家族之间有过这样的可能性。想到另一个可能的我，我便停下来吃饭，对身边的姐姐开口讲，我五岁的那年，大姑回娘家，在嫲嫲的大炕上，早上起来……大姐低头剥着一只虾听着，听了一半去回应二姐的话，桌子另一边的人也在礼让着一只滑嫩的鲈鱼，热情得都让对方先吃。我的话便也打住，晓得那个四五岁的清晨将永远在时间的尽头，只属于我一个人了。这是我对大姑唯一清晰的记忆。而面前这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人谈起大姑的生前，没有人再谈论大姑的事情。大姑在一个还没有送走的盒子里，但是已经消失，从这个世界上远去了。我们代表娘家，对大姑的几个儿子儿媳表达他们对于老人晚年的付出，他们代表大姑的后人，对我们表示招待欠周的谦虚。大家热热闹闹地说话，大姑的长孙女回答大姐，说大的今年高考。于是都问成绩，说六百多分。我们都惊呼一声，孩子学习真好。又说，六百五十三分。我们再一次惊呼，可以连山大都不必去了，可以去武汉大学，或者同济。没有人谈起大姑，大姑最后的两年，据说已经不认人，最后的半年，据说头歪着，说不出话，但是喂进去食物，还能自然地下咽。就这样又拖延了半年，终于于昨天午夜停止了呼吸。想到大姑最后的这两年中这样的存在，我竟然一次也没有来看过她。是晓得她过世，我才来了。是在院子里的教友们的悼念中，我接连三次听到大姑的名字，才知道她原来叫李玉荣。我一直就是叫她大姑。
大姑是跟着舅妈长大的，她知道那养大她的是舅妈，而亲妈是我的祖母。她后来出嫁也是舅妈那边的陪送。我以前听说是她舅舅的第一个孩子死了，舅妈难过得活不下去，我的祖母便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送给了弟媳来养，安慰她失子的痛苦。所以大姑跟她舅妈一家算一家人，作为娘家来往，出嫁之后，我们家也是作为娘家来往了。这么多年，两家都把大姑当做亲戚走动。她的葬礼，她舅妈的儿媳和孙子也都过来，但看到她舅妈的孙子时，已经在仪式的中间。舅妈有三个孙子，没有女儿，分别叫大庆，二庆，三庆。就是第二个，叫二庆的，前些年先去往我哥哥家，预约动员入股，又去我大姐家，预约动员入股，他们都没有入。二庆多年间一直在南方沿海，做过进出口走私生意，阔的时候出门有豪车，出入皆高档场所，都是我们见也没有见过的，那时大家也都见不到他。前两年他回来了，从哥哥和大姐的家里出来，又打听着找到二姐——我不晓得他最后怎么净盯上我们家，因为亲戚中比我们家人有钱的，有的是。他那阵子跟二姐夫妇打得火热，这么多年从无走动的亲戚，一下子成了热络的亲戚。他开着兰博基尼拉着二姐和姐夫去城北工业园的一个工厂巡查，说这是他在本地的一个分公司，要入股的就是这个地方。他还是一个老板的派头。我二姐和二姐夫向来喜欢结交地方上的显贵，为了结交这些人物他们付出很多财物精力，当然这些结交也为他们那些年的生意带来利好。二姐夫妇出手阔绰，大人孩子都一身名牌，那时我们开着第一辆夏利带着孩子去她家，姐夫带我们去县城里唯一的五星级酒店吃饭。这也太耗费了吧。二姐夫说，没办法，账都要不上来，只给了一把消费券，家里还有一大摞。得趁它倒闭前都花掉。外甥高考不到本科线，家里拿了钱去澳洲读本科，又读研究生。据说澳洲的经济来源，其中重要一项就是国内有钱人的孩子留学的交费。年节相见，锦衣玉食。这样的日子也许可以继续的，如果他们没有遇见二庆。
我是在大姑存身的盒子被抬着出了道门楼，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走出村庄，听一个表哥说你们不用跟着去墓地，光你哥哥去就行，你们回去吧，然后返回道门口避雨的时候，听大姐正在动员二姐去追赶二庆。二姐说你一起去吗？我看着那些冒雨而不打伞的去往村外的一队送葬的背影，看着雨水噼里啪啦打在他们的肩背和头顶上，就觉得湿气也往自己骨节中渗透进去。然后即将变得肿胀，疼痛。有几年我不得不跟骨节里的湿气寒气做斗争，一家一家的医院做抽血化验，拍片检查，艾灸针灸，后来也终于好了。我说，我没有跟着去。二姐说不是，是我刚才看到二庆了。大姐说我说呢中午怎么三庆进来给我们布菜，怎么说也不应该他今天做这个，是替二庆进来放风踩点呢，看我们家都有谁过来，好做防备。我说二庆在哪？二姐说他们家人在我跟二庆有过一个照面后就一个都不见了，大概忽然回去了。我说那怎么样？我们现在去追？大姐说一定要去追。二姐说追上了钱就能回来吗？大姐说不去追那钱就永远回不来。二姐犹豫沉吟着。我说要是他们肯给，也不至于官司都打赢了，现在还联系不上，见不到人。大姐十分生气，情绪有些激烈，我同事的那一笔，就是我跟你姐夫一直追到威海，每天在楼道里堵他，开了门就在他家不走，一整夜不让他们睡觉，才拿回来的。我才知道大姐也曾经有过追债的经历。
院子里一开始张罗的大总管，正在客房中陪人喝茶。我从窗口看到了他们，这是葬礼上来帮忙的左邻右舍和村庄理事会的干事们。大半天的来来往往，我只记住了背有点驼的大总管，在我们刚刚进入胡同的时候，他站在门口喊一声娘家人到，子孙出来接客（ke发音为kei）了，也是他安排每屋就餐的人员组成，娘家人，婆家亲戚，村里人，教友会的人，桌椅板凳和饭店订的午餐。十个丰盛的盘子摆满了方桌，他安排几个表哥在我们动筷前先伏地磕头。我保留以前参加乡村丧葬仪式的印象，是都吃白菜炖豆腐，只有这一种菜，大锅里炖了，一碗一碗舀上来，摆满了院子里外的长席。那席是放倒的门板首尾相接，底下两头垫了两摞半米高的砖。前些年不再是白菜豆腐，都成了订餐的大包子。大姑的葬礼上却是跟乡村喜宴差不多的那种丰盛酒席，最先摆上来的就是一白一红两瓶酒。我说怎么葬礼也这样丰盛，旁边一个大姑的内侄女，看上去也有七十多岁了，头发已经全白，她说这两年都这样了。但是中国的传统，不是长辈去世都戒食酒肉的吗？也许是我的误解。但现在的葬礼，一些细枝末节的讲究，又不能错得分毫。
那些喝茶的人除了大总管正从屋里鱼贯出来，走过院子和我们身边，然后往胡同里散去，只有两个人打着伞，雨水噼里啪啦打落在他们的头顶和肩背上，出了道门楼很快湿出了地图的形状。那些墓地上的人此刻大概正用铁锨往坟坑里撒土，也许不撒土，而是将盒子放在地洞后，上面紧密的盖了石板，这一场聚集的活动就接近收尾。那些我认识而不熟悉的嫂子们还要哭，但是下雨，就不能坐在地上哭，遍地泥泞。我第一次参加葬礼，是祖母去世，她的干儿媳也作为儿媳过来帮忙，推着她媳妇说哭啊哭啊，得哭出声来，才是那个样。那时跟现在相同的，是每次有辞灵客进来，院中左右两排跪着的都额头触地，而屋里年长年少的妇人们也按照各自的关系齐声哭者对死者的称呼。我没有泪，一到了大门口，看到眼前肃穆的景象，和整齐出现的哭声，眼泪和悲伤都立马被催化好，进入了节奏。我跟在姐姐们的后边穿过两排跪地的人中间的过道，一边往灵堂里走，一边发自肺腑的跟别人一样哭出了我的亲姑啊亲姑啊，一边又再一次在这样场合想起祖母的干儿媳那一句，做啥就得要像啥，哭得哭出声来才是那个样。
现在那些人都散了，姐姐说，那就再等等你哥，等他从坟地回来我们一起去。我说你们往里面退一退。她们都往门里退了一退，躲开了门外越来越密的雨点。一个夏天都是干旱的草木垂萎，庄稼从稍上黄了叶子，有些夹道树木也渐渐如国画晕染的黄了半个树冠，远远看去，一层浅黄杂在绿树丛中如秋后的气象。搁在古代，这样的大旱是出去逃荒的年景，现在能抽取地下水，所以人的生活用水都是没有妨碍的。而大姑的葬礼上却忽然下起来这样大的雨。密集的雨点和透过雨点的胡同对面郁绿的灌木丛，不知让姐姐想到什么，她忽然决绝地说，我是宁愿呆会的路上难走一点，也让普天之下的土地得到这一场大雨灌溉。神气颇有一种悲壮，似乎她已真的为这场大雨做出了某种牺牲。
一大早接到哥哥的电话，说大姑半夜去世后，我给姐姐电话问随多少份子。姐姐说你哥哥说出一千，咱们不用出了。我又电话问二姐，她说我儿子才结婚，结婚的时候人家都来了，二哥给了两千，三孩儿给了五千。小五也给了三千。红白事不一个标准，那我也得上六百。我又电话给姐姐，说二姐姐说她儿子结婚，二哥给了二千，三孩儿给了五千，小五给了三——姐姐说你二姐给三孩儿的更多！我说给了多少？她说我不知道。我说小五也给了三千。姐姐说小五还有两个孩子在等着要账。
我们都站在道门楼里，大表哥的家是村里仅有的几栋平房，可以保留这样一个院子，如果都拆迁去了新小区的楼上，刚刚这么多的人到哪里进行仪式？当年大表哥拒绝在拆迁书上签字，村里都上楼后，按照乡镇的指示给他断了水电，有一次哥哥嫂嫂来探望大姑，说是屋里像三十年前，点的是蜡烛。哥哥以为大表哥实在没有必要跟官方对抗，没有任何好处，人家孩子结婚都娶进楼房，大表哥的儿子，婚事迟迟定不下来，都是给大表哥的固执耽误了。都是三孩儿当了官，让大表哥肆无忌惮。我不晓得大表哥的拒绝拆迁到底什么原因，此刻大家都在他坚持留下来的这个重新装修过的房屋和院子里，来来往往，出出进进。
二姐一直不说话，却忽然说我看到有东营那边的人要走，我得过去打个招呼。姐姐很带情绪的说我看你就免了吧，有什么用。二姐姐立时有些进退不定的踌躇，仿佛脚跟被什么阻挡着了。我说是生意伙伴，你就去嘛。二姐姐说那我就过去？大姐姐说那是什么人？管啥的？二姐说就是三孩儿那边的一个经理，我都是跟他对接。大姐说那你就去吧。一副我不管了的神情。二姐撑开一把米色方格的伞，急忙跑了过去，那边落下车窗，大概雨点落进了车窗里，二姐的伞往车窗的上边移过去一点，头也稍微低伏，在说着什么。后来她跟车里摆手，看着车窗落下，转身回来站在我们旁边，解释似的说，我是要他看到，我跟三孩儿的亲戚关系，这样回款的时候痛快一些。姐姐说，你有用就行。二姐说有用。姐姐说这大半天了都没看到三孩的老婆，没来？二姐维护地说，她膝盖刚做了个手术。姐姐说她那手术做了都一年了。沉默了几分钟，又说不来也正常，当初她每次来，大姑都是往外推往外赶的，搁谁也得记仇。大姑说她就配不上我三孩儿。我三孩儿一个名牌大学生，她小中专也行啊，连个非农户口都没有，凭什么进我家门。我也记得的，那时大姑还在我现在的年龄，每次去娘家，都会谈到三表哥那个初中处的女朋友，一直散不掉，女孩子每次听说三孩儿放假，都提前去车站接，她在面粉厂上班，每次歇班，自行车载几十斤挂面送到大姑家来，大姑往外推，她往里进。大姐说要不是三孩儿的身份压得住，老三家的只怕一辈子不理咱大姑。
三孩是我们所有亲戚中身份最高的一个，管的是淄博的一个垄断性质的龙头企业。二姐夫妇唯一跟他往来多，公司会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他的字，每次都给来人介绍，写字的是自己表弟，如今在哪里，做着什么。她那边的业务伙伴，酒肉朋友，没有人不晓得她有一个厅级的亲戚。二姐夫当年也是一路枭雄，盘了城东的几十亩地，搭了钢结构板房出租给外地打工和生意人，还开着加油站，投资着一个盐仓。有一次跟多年盘踞菜市场的东北人发生冲突，他一呼百应起一支队伍，威风凛凛包围了对方住的客栈和门头周围。亲戚间谁吃了小地痞的亏，就跟他讲，请他来摆平。有一次我忘记为什么事找他，他听了却哈哈一笑，何必跟人家计较那些。刚上班的第二年歇班时我去西安游荡，顺路到他在那边批发市场久租的地盘，看到他正在镇吼两个当地人，是从他手里批发蔬菜的几个菜贩，人见了他一副不想招惹的样子。那时姐姐总说，就老二家那位，钱赚得来，气也争得来。十分赞赏的表情。到二庆的事情出现，姐姐跟我说，别看你二姐二姐夫，一辈子生意场上混，一点心术都没有，搁不住两句恭维，就着了人家的道。一副怒其不争的口气。她极力撺掇下，二姐起诉了二庆，官司赢了，钱一分也没要回来，还搭进五六万的律师费。
大姐总是对我们怒其不争，因为不可能达到她的要求，小时候我曾有很深的犯罪感，憎恨自己为什么只能成为自己。她是副高职称退休，大姐夫正高，什么都不做二人一年下来二十多万。她每年都给我儿子最大的红包，有时也给我买衣服。三姐身体不好，常年不出门，姐姐从熟人处买的代购的澳洲奶粉，给三姐孙子喝。说，花了我一万多块。三姐说我让春生给你，他一直没有给你吗？大姐立时生很大的气，手指着三姐气势汹汹说你就是这样，不敢给你说个事。她现在怒其不争的，是二姐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拿住二庆，竟然还跟他打招呼后放他走掉。二姐说这是什么场合？我们是来做什么的？大姐姐不再说话，一脸凝重地看着门楼外的雨。
我想起一件事，有一年春生去菜市场卖菜，莫名其妙被人打了，派出所却镇吼受伤的春生寻衅滋事。是二姐夫找到他在公安局分管刑侦的朋友，将老实的春生从里面捞出来。那时候二姐夫在我们眼里，仿佛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一个月前，他的小儿子拿了文凭，带着一起留学的女友回来结婚，他卖掉了住房之外的最后一套房子，体体面面给他办完了这件大事。按照他曾经有过的最高规格。据说那个公安局的副局长，也刚刚已经退休。
我们在等着哥哥从坟地回来，一起去追赶二庆。大姑的骨灰盒估计已经下了葬，那雨水大概正沿着土层的缝隙渗漏下去，淹没着大姑的尸骨和灰烬。但我不晓得大姑村庄的坟地，是像我们村一样统一了墓碑的公墓，还是以前那种土馒头。父亲的和祖父母的坟墓，前年按照老家村里统一的规划，做成一面简洁方正的石碑，碑上镌刻着父亲的名字，旁边镌刻着母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上涂着红色的油漆。尽管如此，八十八岁的母亲在听说新公墓完成后跟着我们一起前往的那个清明节，看到墓碑上自己的名字，还是一句话不说，转身到公墓外的树丛里哭骂起来。她哭骂的什么，没有一个人听得明白。我后来想了很久，猜想也许是她还活着呢，怎么名字已经就镌在了一个死人的墓碑上。姐姐嫂子门当时只觉得母亲神经质，我们没有一个人明了母亲当时的心情。不知大姑夫的墓碑上，是否也为了现在省事，而于多年前即镌刻上了红漆覆盖的李玉荣三字？
哥哥一行终于出现在了胡同拐弯处，他跟大姑的子侄孙辈一起冒着雨回来了。那么我们就一起，尽快赶往大姑舅母所在的韩家村，去围追堵截那个难得在家乡惊鸿一现的二庆。2024.7.2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