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夏天，大哥初中毕业，这在当时的荡区不算低学历，小学念不了几天的大有人在。

大哥口才好，又会写，20岁就当上了生产队长，但个人问题高不成低不就，拖到24岁成为大龄未婚青年。

母亲着急，担心大哥晃成光棍，四处请人说亲，但依旧东谈东不成，西谈谈不拢，母亲愁得半夜起来抽烟袋。

那天，母亲在芦苇荡割柴，有妇女说大哥跟邻村的孙芳好上了，母亲听了之后半喜半忧。

一条小街隔开两个村，孙芳家在街南，我家在街北，两家相距不足千米。

孙芳在公社小学做民办教师，父亲是退伍军人，每月有固定的工资，母亲担任大队妇女主任，三叔是公社干部，谈境况我家无法跟她家相比。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母亲自然巴不得孙芳做儿媳，可又担忧她家嫌弃我家。

果不其然，母亲问大哥，大哥把嘴撅得有八丈高，说孙芳三叔横竖看不上他，所以，他和孙芳只敢偷偷地交往。

母亲心头一凛，随后故作轻松地说，新社会，婚姻自由，父母没得权利包办，公社广播里听来的时髦词，终于派上用场了。

大哥阴着个脸，难不成为了结个婚先去打官司?母亲不懂打官司，但本能地觉得那是很严重的事，于是，底气不足地说 ，不行我就去公社喊冤！

大哥白了母亲一眼，冷哼一声，那倒好，让公社人围在一起看耍猴。

母亲知道大哥担忧什么，有些事情嘴上说说可以，真要放行动上千难万难。

一夜未睡，第二天早上，母亲去找卸任的老书记，请他出面撮合，老书记点头，说愿意卖个老脸，因为他了解母亲和大哥的为人。

母亲喜笑颜开，当即跑去三十里外的集镇，买来烟酒、红糖和麦乳精，再送去老书记家里。

母亲心里担着事情，忘记了吃早饭，空着肚子，来回走了六十里，饿了，就走到河旁捧一口水喝，连一碗面条也不舍得买了吃 。

隔天老书记拎着四样重礼，去了孙芳家，午饭后，醉醺醺地走出孙家，母亲眼巴巴地迎上前。

孙家好酒好菜招待老书记，唯有大哥的亲事一句不让提，等于是委婉的拒绝。

没过几天，孙家正常拒绝的话，但经过邻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添油加醋，传遍小街的角角落落，到了母亲的耳朵变成这样：

就江家那穷相，也不撒泡尿照一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他家也配；吃吨草放个轻巧屁……

受此侮辱，母亲气得要往天上跳，发狠话要大哥和孙芳断绝往来，她做她的仙女，咱家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绝不高攀。

大哥甩手不干，梗着脖子跟母亲吼，然后抱着被子去了生产队牛棚。

几天后，母亲堵在牛棚门口，只见大哥脸色灰暗，一副萎靡不振。母亲心里一阵难过，好说歹说，才把大哥劝回家。

母亲脾气耿直，在外跟人争执时，只认死理不拐弯，但在儿女面前，反而处处退让，以至于到了晚年，退到没有自我。

思来想去，母亲换上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用菜油捋了捋蓬乱的头发，提着五斤鸭蛋，又去供销社买来两瓶酒，这才跨进了孙芳的家。

母亲思维清晰，说话像刀砍在板凳腿上，直来直去不绕弯，而且句句中肯不带虚头，尤其那句“江家人没啥大本事，但做人地地道道干干净净，让人戳脊梁骨的事打死不会干。”打动了孙芳的父母。两家毗邻小街而住，彼此的为人还算大体了解。

这个时候，孙芳恰好从外面一头冲进来，趁热打铁说非大哥不嫁。

是不是大哥去学校找孙芳回来，她躲在门外偷听才适时进门，母亲不得而知，反正她父母终于勉为其难地点头。

大哥和孙芳正大光明地交往半年，终于把嫁娶的日子敲定。

孙家提出的聘礼，一块手表、一台缝纫机、四套衣服的布料，外加一件华达呢大衣。母亲当即答应，聘礼符合当时当地的风俗，不算过分。接下来，两家人平静地商量婚礼细节。

聘礼向来是矛盾的焦点，女方狮子大开口，男方讨价还价，难免发生口角之争，也会互相谩骂，甚至谈崩了分道扬镳。

聘礼谈得顺顺当当，母亲这边喜笑颜开，那边转过身，愁上眉头，因为之前掏空了所有家底盖瓦房，所有外债才刚刚还清，口袋干瘪，没有钱寸步难行。

夜深人静，母亲躺在床上烙饼一样难以入睡，哥哥结婚与不结婚，一样让母亲寝食难安。

活人不能叫尿憋死，母亲要父亲卖鸭子筹钱，父亲当即破口大骂，他把芦苇荡里的那群鸭子当眼睛一样爱护，哪个都不能动他的鸭子。

母亲跟父亲对吵对骂，父亲吼着打了母亲一巴掌，母亲冲进锅屋拿起菜刀，要跟父亲拼命，父亲转过身划着小鸭抄（方言：小木船，），一头钻进芦苇荡。

三天之后，父亲红着眼睛，卖掉那群整天绕着他呱呱叫唤的鸭子，没有人知道父亲内心的疼痛。他当然知道大哥的婚事耽误不得，只是一时转不过弯。

前头卖掉鸭子，后头母亲又要卖大木船，二哥一蹦三尺高，撂下狠话，谁来买船砍谁的爪子。下芦苇荡割柴离不开船，捞鱼摸虾离不开船，去集镇买卖东西，还是离不开船。

所有人都可以由着性子来，都可以因为左右为难撂挑子，只有母亲不可以，撑着邻居家的木船去芦苇荡。四周无人，野鸟扑腾，黑魆魆的芦苇荡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

母亲长一声短一声地喊着二哥的名字，颤抖的声音，被杂乱无章的风吹散，又被倒伏来倒伏去的芦苇淹没。芦苇根子锋利如刀，戳破了母亲的脚，血一路滴落，渗进败草丛中，又被滩涂收藏。

低洼的柴塘里，母亲向二哥保证，把大嫂娶进门不超过一年，一定打一条新木船，二哥这才同意卖船。

农村人以东为上，新瓦房的东房间，作大哥的婚房，五斗橱，高低柜，木板床，整齐一新，油漆漆得铮铮发亮。

倾囊而尽，母亲实在拿不出钱给大哥买新衣服，母亲正准备跟人家借（那时借衣服结婚属于正常），大嫂瞒着家人，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扯布给大哥做了里外两身新。

鞭炮响起来，大嫂的父亲和弟弟撑着木船停泊在我家河码头，大哥从岳父的手中接过大嫂的手，二哥三哥跟在大哥大嫂的后面，一起踏在芦柴铺成的路上，走向我家的新瓦房。

大哥26岁这一年，把大嫂娶进门。迎亲的鞭炮噼里啪啦，响得震天动地，大人说着喜庆的话，小孩快乐得蹦来蹦去。

那时那刻的母亲，站在人群后面，搓搓皲裂的双手，然后用衣角揩一揩又红又烂的眼睛。

这几个月，母亲天一亮就起来，晚上就着一盏煤油灯编柴帘，累到睁不开眼，吸一管烟袋提提神，再继续做那永远没有尽头的活。

夜深人睡去，只有银白色的芦花在翩翩翻飞，翻飞在昏黄黯淡的灯光里，然后一次一次，悄无声息地缀在母亲摞满补丁的衣服上，镶嵌在母亲枯乱的头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