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17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7
孟子谓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
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字词注释
[1] 世臣：累世修德之臣。
[2] 亡：弃。
[3] 逾：超过。
译文参考
孟子拜见齐宣王，说：“所谓古老的国家，并不是有年代久远的高大树木，而是有累世修德的大臣。大王您没有亲信的大臣了，过去所起用的人，现在不知不觉都被弃用了。”
宣王问：“我怎么识别那些没有才能的人而不用他们呢？”
孟子回答说：“国君起用贤才，如果迫不得已，就要使卑贱的超过尊贵的，疏远的超过亲近的，能不小心吗？左右的人都说贤能，不行。各位大夫都说贤能，不行。全国人都说贤能，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有才能，然后起用他。左右的人都说不行，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不行，不要听。全国人都说不行，然后考察他；发现他确实不行，然后弃用他。左右的人都说可杀，不要听。各位大夫都说可杀，不要听。全国人都说可杀，然后考察；发现他确实可杀，然后杀掉。所以说是全国人杀掉的。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
核心内容解读
孟子与齐宣王的这段对话集中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选贤举能的治国思想。孟子开篇即否定以“乔木”这种物质象征定义国家，强调国家之本在贤臣，“世臣”才是立国之基。这反映了儒家“为政在人”的理念，即人才是政治的核心，君主的责任在于选拔和任用德才兼备的臣子。
如何选贤任能呢？首先，广泛听取意见。左右近臣的意见易受私利或权力关系影响，不足以单独采信。 作为更广泛的群体，“国人”的共识更能反映公意，但需进一步考察。 最终决策是君主亲自验证，需基于实际观察“见贤焉”“见不可焉”，避免盲从舆论。通过“听国人→察实情→做决策”的流程，兼顾程序民主与实质公正。这样的设计是希望既防止君主独断，也避免民粹绑架理性。
孟子提出用人、去人、刑人的决策必须基于“国人皆曰”的广泛民意，而非仅听信近臣或权贵。这体现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本思想，将民意提升到近乎天意的地位。实际上，孟子要求君主主动让渡部分决策权给“国人”，是对绝对君权的限制。这样一套“民意筛选+君主裁量”的混合机制，并不是只寄望于君主个体的道德，体现了儒家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既信任民众的集体理性，又承认君主需承担最终责任。通过将民意纳入权力运行，君主从“独裁者”转变为“民意的仲裁者”，从而实现“为民父母”的理想角色。
除了常规的人才选拔流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破格提拔“卑逾尊，疏逾戚”，打破了世袭贵族的垄断，为底层贤才提供上升通道，但必须慎之又慎。这种有限的社会流动既有可能缓解阶级矛盾，又尽力确保精英治国，维护长治久安。不管孟子的这种理想化设计在当时能否被接纳，但这些思想既承认等级制度的现实性，又强调灵活变通的必要性，展现了儒家“中庸”的实践智慧，在现代组织管理和社会治理仍有借鉴意义。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中的“王道”理想（上）
孟子的“爱民”主张在现实中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权是为谁而存在的？国家是人民的，还是君主私人的？君主是为人民办事的，还是人民为君主服务的？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要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答案，但是，从他的论述来看，他是主张君主为民的，而不是人民为君主的。同时，他的仁政学说，以“爱民”为核心，这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以仁为手段，达到另外的目的。“仁政”实现了，“王道”也就实现了。所谓“王道”政治，有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实行“仁政”，使人民过上好的生活；一个是实现统一，使天下安定和平而无战争。这就是孟子的理想。
舜是孟子所理想的圣王，舜之所以为舜，就在于：“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明于庶物”就是对于事物有深刻的认识，“察于人伦”就是对于民情有深切的体察，“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则是以仁义为治国治天下的根本“道路”而自觉地去行走，而不是以仁义作为工具，去达到某种目的。仁义的对象是人民，对人民实行仁义就是目的，再没有其他目的。这正是“王道”与“霸道”的根本区别。他又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所谓“性之”，就是出于内在本性，自然而然地实行仁义；所谓“身之”，就是有亲身体验，故能身体力行，推行仁义；所谓“假之”，则是借用仁义，作为手段，谋取利益，但是借久了而不归还，就可能变成自己的了。这里首先区别王道与霸道，即以仁义为目的还是用作手段；其次是指出，即使是用作手段，只要始终用下去，也能变成目的，也就是由霸而为王。
这也是对为君者提出的一个政治标准。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使统治者有所遵循；从消极的方面说，是为了限制统治者无限膨胀的权力和贪欲。这种限制虽然只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是软弱的，在当时“以力服人”、以欲为求的现实政治中是行不通的；但是，他的意义却决不能忽视。在人治的社会里，只能靠“诤谏”，其作用是很有限的；但在法治的社会里，如果将其具体化而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贯彻于政治操作的过程之中，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
与此相关的是，孟子提出了另一种主张，这就是“易位”和“讨伐”。前者是改变某一位君主，后者是改变一个朝代。
关于君臣关系，孟子提出了互相对待的原则，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却包含着平等精神。这种关系虽然不是政治地位的平等，却代表了一种政治原则，谁代表这种原则，谁就是正确的。这同“朕即国家”这样的极权主义是不同的。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手足与腹心，位置不同，职能不同，但都是身体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谓“亲如手足”，就说明其亲近关系；犬马则仅仅是被当作工具对待的，君对臣如果当作犬马一样使用，那么，臣对君就如同不认识的人一样，不可能有更进一层的关系；如果君对臣像对待土块小草一样任意践踏，那么，臣对君就如同仇敌。这种关系完全是对应的，其中隐含着的意思是人格平等。君能够尊重臣的人格，臣就会加倍地尊重君，将仁义原则贯彻到底；否则，将不可能有君臣之“义”。
但是，最重要的是，臣之“事”君，是为了“行道”，而不是为了君主个人。这才是“王道”中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如果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大事，君臣中的仁义原则受到了破坏，就又当别论了。孟子认为，公卿大臣有两种出身。一种是“贵戚之卿”，即同姓之卿；一种是“异姓之卿”。在当时的宗族制度下，同姓之卿有更大的权力，但是在决定国家大事的问题上，二者有同样的职责，即都有进谏的职责。其区别在于：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即离职不干；同姓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即将其废除，改立别人。改立之人，虽然还是同姓，但必须是少犯错误或犯了错误而能纳谏之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进谏的大臣负有重大责任，决定国家的命运。其原则，前面已经说过了。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