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伯是个盲人，刚好比我大四十岁，因家里穷，没日没夜地为生存努力劳作，他好强的精神更不想输给生产队每个平凡的社员；记忆中跟阿婆，二伯，哥哥在大山里共同生活了七八年，对于二伯生活磨难的点滴见过太多太多，回想起来令人五味杂陈，心生冰霜。
村后山上有块比较肥沃平整的土地，离村里稍远，上去走路若一个小时，生产队种植了红薯，高梁和玉米，进入秋天收割了高梁玉米，翻过了最后一道红薯藤，队上要求守红薯，赶前来拱红薯的野猪，那块约两公顷的大土中间架了个吊楼人字杉木皮厂，牵着二伯的手，人生中在哪里经过了队上轮流值班的七个夜晚。
秋天黄昏，晚霞将天空抺得彤红，太阳从西山落下去后，天幕灰朦，星星开始闪烁在天际，月亮从行云深处忽明忽暗地升起；第一天领着二伯，扛着被褥一起上山守红薯，杉木吊楼三角厂矗立在土中央，整体A字形，床架在A的横担上，厂外裹着杉木皮遮风挡雨，进门上三步简易楼梯，门用两块杉皮中间两根棍夹住，开关门靠移动整个门才能进出，那七天里天气很给力特闷热，杉皮门放在地下一直没用过；床上垫满厚厚的稻草，宽度一米五左右，长两米多，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吊楼别墅值班室。
身上带了砍柴刀防身，生产队有根竹梆和根敲梆棍留在床边上，竹梆和我一样高，一根老竹子有十几公分大取了四节，有一节作了把手，竖条两边中间镂空两指宽，手握把手用梆棍击打中心部位发出“梆梆”的声音，浑厚中略带尖声，传播很远；当时觉得好玩，有节奏地敲了一趁。
我和二伯去守红薯前两天，队上割了部分红薯藤，而且天天早晨会来割，红薯从地上露出来，妇女们会故意用手扯出来，站在原地削一半红薯皮直接啃；红薯藤蔓一把把捋顺扎好，二三十扎梱成一担，土边砍根杂木削尖两头作扁担，挑下山送到生产队猪场喂猪。
守红薯睡茅厂特凉快，山里蚊子多，摘把山苍籽放手掌中搓出油涂在身上，蚊子不会近身叮咬；二伯睡觉时手上拿着梆棍，有意无意隔几分钟敲斜在厂壁上的竹梆，伴随着梆声的我早入梦乡。
第四个夜里，白天喝多了水的原故，不知什么时辰忽然尿醒，迷迷糊糊中趴起来站在厂上准备嘘嘘，二伯大概沉睡中忘记敲竹梆，远处几头野猪在月光下拱红薯，野猪眼睛发出绿光似荧火虫一闪一闪，大概是母猪带了群野猪崽，把我的尿吓了回去，大吼几声赶野猪，心虚地到处寻找砍柴刀，二伯醒来右手拿着梆棍，左手提着竹梆站起来，边敲边朝厂外“哦许，哦许”地吼着，野猪瞬间消逝在视野中；哪夜二伯再没睡好，感觉辜负了队里的信任，良心受到了谴责。他临终前一年我和他聊天，提及大土上守红薯的事，还开玩笑说我那晚童子尿尿湿了开裆裤，哪一年他九十二岁，相信他记忆力比我好使。
清晨天醒来，大山里偶尔能听到锦鸡伺晨的鸣叫声，清晰的声音听起来温柔可爱；站在大土上远眺山村，炊烟袅袅升起，我知道山村也醒了，远处传来雄鸡的高亢，狗儿们的狂吠，老牛和着哞哞，一片祥和温馨，山里又开始了崭新的一天，希望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