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缝铺要关门了。
玻璃门上贴了张A4纸，打印机打的，字有点歪：“本店经营至本月底”。纸用透明胶带粘着四角，已经起了毛边。我推门进去，门上的铜铃响了，声音发闷。
铺子里光线很暗。只开了一盏工作灯，照着缝纫机台面。赵师傅坐在灯下，正在拆一件西装的衬里。他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过。手里的镊子又细又长，尖头小心地挑着线头。线是黑色的，在昏黄的光里几乎看不见。
这铺子我来了三年。第一次是因为裤子太长，同事说巷子口有家裁缝店，老师傅手艺好。铺子很小，不到十平米。左边墙上钉着几排架子，挂着待取的衣服，都用白色防尘罩套着。右边是布料柜，一卷卷料子立着，最外面是深蓝和藏青，往里颜色渐浅。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樟脑味，混着熨斗的蒸汽味。
赵师傅话不多。你把衣服递过去，他接住，抖开，平铺在裁剪台上。然后从耳朵后面取下软尺——尺子已经发黄，刻度模糊——量肩宽，量袖长，量腰围。量的时候不说话，只在心里记。量完了，用划粉在需要改的地方画道线。划粉是三角形的，用得只剩个小尖。
“什么时候取？”他问。你说个时间，他点头，从台子下面抽出张纸条，写上衣主姓氏和日期，别在衣服扣眼上。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他的缝纫机是老的脚踏式，黑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锈。但擦得干净，每个金属部件都泛着使用过的温润光泽。他踩动踏板时，机器发出均匀的嗡嗡声，针头上下跳动，把布料咬合在一起。那声音有种催眠的节奏，听着听着，外面街上的车流声就远了。
我有件呢子大衣，肘部磨薄了。赵师傅看了看，从布料柜最底层翻出一小块颜色相近的料子。“给你补在里面，看不出来。”他说。补的时候，他把大衣里子整个拆开，在磨损处衬上那块料子，沿着边缘细细缝了一圈。又从一堆线轴里找出最接近的线，一针一针，把里子重新缝回去。花了一个下午，收费十五块。
铺子里最显眼的是墙上那本时装画册。八十年代的，封面女郎穿着垫肩西装，烫着大波浪。画册内页已经翻得卷边，有些图片还用红笔画了圈。赵师傅说，那是他刚开店时买的，那时候流行什么款式，他就照着做什么。
“现在没人做衣服了。”有一次我等他改裤脚，他难得地主动说话。熨斗喷出蒸汽，嘶嘶地响。“都买现成的。”他顿了顿，“改衣服的也越来越少。”
确实，来店里的多是老人。拿来改的都是旧衣服，尺寸不合了，或者哪里破了。有个老太太常来，总是一件藏青色外套，肘部补了又补。赵师傅每次接过，什么也不说，仔仔细细地缝。老太太就坐在旁边等，看着他的动作，像在看什么仪式。
月底越来越近。赵师傅开始收拾东西。布料一卷卷从架子上取下来，用牛皮纸包好，捆上绳子。线轴一个个从架子上摘下来，按颜色深浅排进纸箱。缝纫机他擦了很久，上了油，每个关节都活动过，然后盖上自己缝的布罩子。
今天我去取最后一件衣服——衬衫，袖口改短。铺子里已经空了七成。裁剪台上干干净净，划粉盒收起来了，软尺卷好了挂在墙上。那本时装画册还钉在那里，但四角已经翘起。
赵师傅把衬衫递给我。袖口改得很平整，针脚细密，几乎看不出痕迹。我付钱时，他摆摆手。“算了，最后一天了。”
我们站在空了一半的铺子里，一时无话。窗外传来对面新开奶茶店的音乐，很吵，是流行歌。阳光从玻璃门照进来，能看见空气里浮动的灰尘。
“以后呢？”我问。
“回老家。”他说。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儿子在县城开了个服装店，让我去帮忙。”他顿了顿，“也就是看看店。”
他弯腰从台子底下拿出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各式各样的扣子。塑料的，金属的，木头的，大大小小，按颜色分格。“这些带不走了，”他说，“你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
我挑了几颗素色的备用扣。他点点头，把盒子盖上，放到已经打包好的纸箱堆最上面。
离开时，铜铃又响了。我回头，看见赵师傅站在工作灯下，灯已经关了。他正看着空荡荡的布料架，手无意识地摸着裁剪台的边缘。台面上有无数道划粉的痕迹，层层叠叠，像某种神秘的符咒。
三天后我路过，铺子的卷帘门完全拉下来了。门上贴了新的招租广告，打印的，很规范，留有电话号码。玻璃门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巷子口的风比平时大些。奶茶店门口排着队，都是年轻人。音乐还在响，换了一首，更吵了。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几颗扣子。塑料的已经温了，金属的还是凉的。我捏住一颗，边缘光滑，中间四个小孔，规规矩矩的方形。
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要下雨了。我加快脚步，扣子在口袋里轻轻碰撞，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声响。像谁的缝纫机，在很远的地方，又轻轻踏动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