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

        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

        “格”字之义，有以“至”字之训者，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是以“至”训得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

        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

        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

        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

        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常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

        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则见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译文】

        你来信说：“您教人致知、明德，却不让他们从事物上研究天理。假若让内心昏蔽的人深居静坐，又没有人去教他应依圣人告诫与教诲去修，能求得来致知、明德吗？就算他在静中有所觉悟，稍稍体悟到人的本性，那无非也是像佛家定慧一样，没有实用的见地，难道能够通达古今事变而学以致用，对治国安邦有实际意义吗？

        您说‘认知是意念的本体，事情是意念的作用’，又说‘格物的格就是格正君王心中的不正之念的格’，这些话，虽然显示出超高的悟性，独到而不落入俗套，但是，和圣人之道，恐怕不太相合吧？”

        先生说：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正是穷尽事理之义，我从未禁止人穷理，让人深居静坐无所事事。但是说穷理是追求外物的道理而忽视存养内心，则是错的。人内心蒙蔽了，如果能在事上历练体察天理，发现自己本来的良知，那么一定是虽愚必明、虽柔必強。从而行达道、立大本，九经之类亦可一以贯之。如此还担心他练不出治国安邦之道吗？

        那些顽固不化、孤守虚静，所谓的佛教徒，正是因为不能随事随物体察心中的天理，发现其本然的良知，而是抛弃伦常，把寂灭虚无当常态。所以他们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难道说圣人穷理尽性的学问，也有这弊病吗？

        心是身体的主宰，心的虚灵明觉，就是人本然的良知。虚灵明觉的良知，因事物感应而发动，就是意念。有认知，然后有意念；无认知，就没有意念。认知不就是意念的本体吗？

        意念的作用，一定有相对应的东西，就是事。比如意念作用于侍奉父母，侍奉父母就是一事物；意念作用于治理民众，治理民众就是一事物；意念作用于听讼审案，听讼审案就是一事物。凡有意念之作用处，必有一事物，没有无物的。有此意，就是有这物；无此意，就是无此物；这物，不就是意之用吗？

        格物致知的格，也有把它解作“至”的。比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格”，都是“至”“到”的意思。文祖庙，是尧祖先的庙，那大舜要到尧祖先的庙去，他心中一定要虔诚，要纯孝诚敬，对于心中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地方，没有一丝一毫不合乎天理，这才能站在文祖庙前，那么，他格于文祖，是不是也有格正的意思呢？那苗族人到华夏礼仪之邦来，也是学习礼乐教化，那么，他来，他格，是不是也有“正”的意思呢？

        所以，格于文祖，有苗格，这里的格，虽解作‘至、到’，也含有‘正’的意思在，不是一个“至”字就能解释的。

        至于“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都是“正其不正以归其正”的格正之意，不能当成“至”讲了。

        《大学》里格物之意，你怎么知道他只有“至”，没有“正”的意思呢？如果他只有“至”的意思，那他应该说“穷至事物之理”，这才解释得通。

        这样，用功的关键全在一个“穷”字，用力的对象全在一个“理”字。如果前面去掉@穷”字，后面去掉“理”字，而直接说“致知在至物”，能说得通不？

        “穷理尽性”，是圣人之成训，《易经·说卦》上的。如果说“格物”就是“穷理”的意思，圣人为什么不直接说“致知在穷理”，却拐弯抹角呢？

        《大学》的格物和《易经》的穷理，虽然大致意思一样，但也有细微差别。穷理包含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所以一谈穷理，格致诚正工夫都在其中。说格物呢，就必然要同时讨论致知、诚意、正心，那格物的功夫才完整。

        现在你偏颇地将格物解释成穷理，把穷理当成“知”，那格物也就没有“行”了。这样，不仅没把格物搞清楚，把穷理也搞乱了。这就是后世之学把知和行分成两截，日益支离破碎，而圣学不彰的病根！你承袭旧说，难免如此，认为我的学说“不符合大道”，也不过分。

【浅谈】

1、 学习心学，不纠缠于文字，结合先生的一生，再对照各自的人生。佛家的戒定慧，和《大学》的止定静安虑得类似，都是大学问。这东西，你若知行合一，就不必若存若亡，去做了必晓得；若不笃行，只在文句上讨论，永远没完没了。

2、知行合一是事上琢磨，在具体事情上求，不是深居静坐，一无所事。在具体事情上历练，是把每件事，时时过脑子，切己体察内心，是对照那事物，照自己的心。把即物穷理只是向外探求，而放失了自己的内心，那就不对了。

3、先生早年修朱熹的格物致知，就是搞错了，去深居端坐，对着那竹子格了几天，竹子没格出来，把自己格病了，然后才知道格不是这样格！从而走向他的知行合一之说。

4、当然朱子并没提倡人去静坐格竹子格啊！神仙打架，我们不要说圣人不对，关键在于自己理解的对不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孟子有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切记

5、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先生的意思，格不光是致、到，还有格正的意思。其实顾东桥未必就不格正，朱子也肯定不会不格正。只是先生更强调知行合一。圣人之间的差别很小，可能只是角度不同。圣人只是在毫厘之间讨论，他们当然都不会失之千里，但先生担心后学误解了，学错了，那就失之千里了。

6、在这段回信中，先生针对学者顾东桥对自己的误解，再次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大学》中心、知、意、物（事）、格物、穷理诸观念自己的理解，特别精彩

1）先生认为致知格物并非教人深居端坐，一无所事。而是自觉本心即天理，要致其本然即良知。这是修身的根本，只有立此根本，才能做知行合一务实的学问

2）身之主为心，心之灵觉即良知，良知有外界感应便为意。由此可知，良知为意之本，其所在必定在物（事）上。即物为意之用。

7、朱子本《大学》，自己添补了一段格物致知是穷理，穷尽事物之理。这茫茫荡荡都是外物，到哪里去穷，又穷到哪里算是结束？都是没有着落的事。

8、格物致知关键在于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上，穷理贯穿格致诚正功夫的始终。穷理与格物之间的关系参考《传习录》上【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