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陶公《感士不遇赋》【释】夷皓，指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安归”之叹，伯夷、叔齐隐居首阳山，曾作歌曰，“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商山四皓隐居时作歌曰，“唐虞世远，吾将安归？”（皇甫谧《高士传》）安归，归往何处。即无归处。三闾，指屈原。屈原曾任三闾大夫之职。“己矣”之哀，屈原《离骚》结尾说，“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已矣，算了吧。即无可奈何之意。

【译】所以伯夷、叔齐和商山四皓都有“归往何处”的悲叹，三闾大夫屈原发出“算了吧”的哀怨。

【评】《感士不遇赋》表达了一个古已有之的社会问题，就是由于国家社会黑暗，君王昏庸，臣子奸佞，使得国君亲小人而远贤臣，许多正道直行之士虽欲济苍生安社稷，却日渐被远弃朝堂，不为重用。在《感士不遇赋》里，追忆前代高洁之士遭遇坎坷，陶公禁不住感叹悲泣，“泪琳浪以洒袂”。

伯夷叔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两位隐士，因为反对周朝的建立而隐居在首阳山上，一起吃糠咽菜，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上。他们二人的故事流传下来，成为了后世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象征着忠诚和高尚品德。

“四皓”是历史上一组有名的人物，其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那就是汉帝刘邦欲废吕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留侯张良为吕后支招：有四位老人，因上慢侮人，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若能卑辞安车，请其出山，是一助也。后果如所计。此四位老人即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汉光武帝刘秀亦有诏曰：“自古尧有许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齐，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东汉末荀悦：“想伯夷于首阳，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陶公对于“四皓”确实是心驰神往的，陶诗中咏及“四皓”的作品，无不指向高邈绝尘、避隐遁世。《饮酒·其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这里面体现了作者的感愤之心、康济之念、忧生之情，证明了鲁迅的那句话，“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但这些怀抱、念头和心绪竟归于一，就是“且当从黄绮”，所以王叔岷笺证云：“第六首言超然于世俗之是非，自甘退隐也。”王叔岷：“商山四皓之隐遁，固陶公所向往者。”而其所以向往之原因，上引宋人吴仁杰数句既早作出了分析，王叔岷亦云：“四皓处秦、汉易代之交，退隐商山；陶公处晋、宋易代之交，退隐田园。其境遇相似。”体现了陶公追慕“四皓”、翛然绝尘的心情。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离骚》）彭咸，王逸《楚辞章句》说:"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屈原赴水，即效法彭咸也。这五句话大意是：算了吧！国家缺少忠良没人理解我,又何必深深地怀恋故国旧居。既然不能实现理美政,我将追随彭咸安排自己去他的居处！简要而深刻地阐明了屈原以身殉国这一伟大悲剧的真实历史意义。龚景瀚曰：“‘莫我知’，为一身言之也；‘莫足与为美政’，为宗社(祖国)言之也。世臣与国同休戚，苟己身有万一之望，则爱身正所以爱国，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国有万一之望，国不亡，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与为美政’，而望始绝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计无复之，而后出于死，一篇大要，‘乱’之数语尽之矣。太史公于其本传终之曰：‘其后楚日以削，后数十年竟为秦所灭。’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离骚笺》)死，在今天看来是消极的，但两千年前屈原所采取的这种行动其中却包涵着极其严峻的积极的现实斗争意义。在“明君贤臣共兴楚国”的“美政”理想得不到实现、被放逐漂流、“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屈原尽管内心充满了苦闷、悲痛和愤慨，在灵氛“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以及巫咸的离开的劝告下，屈原仍然没有离开楚国，最终在极度痛苦之下投汨罗江而死。他的一生是坚贞不屈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一生。

相比之下，陶公就要超脱得多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是他的人生志向。因而他能够很从容地从官场隐退，过起躬耕的清苦生活，并把贫苦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所以能如此，在于他持有“宠非己荣，辱非己淄”的超脱，使他能够在喧器纷扰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的个性和心灵的自由，而从田园生活和吟诗饮酒中找到另一种精神寄托。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说:“陶渊明欲士则士，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以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者，贵其真也。”陶公的超脱，正在于始终保持着“任真”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