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鸿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中，12岁女孩娟娟的故事，是当代中国家庭困境与青少年心理危机的一个沉重缩影。娟娟患有重度抑郁症，她还有一个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哥哥。母亲杜梅独自抚养这两个需要长期监管服药的孩子，生活陷入持续的疲惫、焦虑与惊恐之中。
一、 被“围困”的家庭：疾病、贫困与失控的日常
这个家庭的困境是多维且交织的。哥哥的病情反复，已多次入住精神病院；母亲杜梅为了照顾孩子，工作极不稳定，频繁更换。经济的拮据与精神的重压，让这个家庭时刻处于崩溃的边缘。娟娟的日常，则呈现出一种令人心碎的“战争”状态：她抗拒上学，经常不起床，与母亲围绕“手机”和“上学”进行无休止的拉锯。杜梅常用的交换条件是“晚上可以多玩半个小时手机”，但承诺又常常无法兑现，这进一步摧毁了母女间本就脆弱的信任。
冲突时常激烈爆发。娟娟会因愤怒而大吼，而哥哥有时会以暴力介入，将妹妹打趴在床上。杜梅则显得瘦小、苍白，脸上甚至带着新鲜的抓痕，处在一种茫然无措的状态。梁鸿记录下的一次诊断场景中，当杜梅不断用“你肯定会再要钱”“肯定会沉迷游戏”刺激娟娟时，女孩突然暴怒，大吼“闭上你的嘴！”——前一天，她刚因割腕被送医。这一幕赤裸地揭示了亲子间信任的彻底崩塌与沟通的彻底失效，梁鸿感受到父母与孩子之间“天堑般的距离”。
二、 孩子的呼救：被忽略的信号与扭曲的生存
娟娟并非天生“任性”。她曾是一个清秀的女孩，但绝望让她的面容扭曲。她的“病症”是内心痛苦的外化。她向母亲哭诉：“我去了也白去，我啥也听不懂……我坐到教室就难受。”这指向她在学校系统中的挫败感。她提到在学校因成绩差被点名，感觉时间过得极慢，只想快点拿到钱充游戏。手机和网络游戏对她而言，不仅是逃避现实的出口，也可能是唯一能获得些许掌控感和愉悦的领域。
然而，她的这些求救信号——对学习的无力感、对认可的渴望、用自我伤害表达痛苦——在成人看来，却常常被简化为“叛逆”、“贪玩手机”或“不懂事”。正如书中其他案例所示，大人们疲于应对“出了问题”的孩子，却从未学会识别“正在呼救”的孩子。娟娟的暴怒，是在无数次沟通失败、信任瓦解后，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孩子的最终呐喊。
三、 系统的困境：医疗、教育与无力的母亲
这个家庭的挣扎也暴露了社会支持系统的乏力。娟娟在暑假曾住进镇卫生院两个月，但出院后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对于是否应再次强制住院，家人和医生之间也存在分歧。从长远看，娟娟除了药物治疗，更需要持续的心理辅导和家庭环境的改善。但这一切对于心力交瘁、经济困窘的杜梅而言，显得遥不可及。
杜梅的形象是复杂的。她爱孩子，也在努力学习心理学知识试图理解他们，但她自身的局限、生活的重压以及可能无意识重复的伤害模式（如语言刺激、无法兑现的承诺），使她同时成了孩子痛苦的来源之一。这并非个例，梁鸿在调查中发现，很多父母的“爱”在生存压力和功利化教育观下变得有限而扭曲，他们可能在提供物质保障的同时，却在日常中制造着情感上的“隐形创伤”。
四、 缩影与启示：一代人的精神困境
娟娟的故事，是梁鸿笔下众多“生病”少年中的一个。梁鸿指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已超越个体困境，成为一代人的集体症结。这背后是飞速变迁的社会中，家庭从“生存导向”转向“竞争导向”带来的普遍性焦虑。父母（尤其是书中聚焦的“70后”一代）成长于物质匮乏但竞争相对缓和的年代，形成了强调实用、成功而忽视情感深度陪伴的育儿观。当这种价值观遭遇在物质丰裕却精神“内卷”环境中成长、更追求自我实现的下一代时，剧烈的冲突便产生了。
娟娟和她的家庭，被困在疾病、贫困、代际误解和社会支持缺失的多重牢笼中。梁鸿的书写并非为了简单谴责某一方，而是试图呈现这“天堑般距离”形成的复杂肌理，让读者看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导致问题恶化的“节点”。她希望借此引发更广泛的审视：当孩子成为时代压力的“神经末梢”最先显现病症时，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整个社会支持网络，是否都需要一场深刻的反思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