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中段，有一间门面，窄得只能放下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头上挂着一块木牌，白底黑字，写着四个字——“代写书信”。字是用毛笔写的，漆皮剥落，有些年头了。
这间铺子开了六十多年，代笔人姓沈，老街人都叫他沈先生。从前找他写信的人排着队，如今一天也等不来一个。可他还是每天准时开门，把那支金星钢笔灌满墨水，把信纸裁得整整齐齐，坐在椅子上等着。有人来了，他就戴上老花镜，铺开信纸，一笔一划地写。没人来，他就一个人坐着，看街面上的人来人往，看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把门框的影子拉得老长。
沈先生年轻的时候，是乡里唯一读过私塾的人。他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后来钢笔普及了，他又练了钢笔字，正楷、行书都拿得出手。他不考功名，不当教书先生，就开了这间代写书信的铺子。那时候老街还是土路，两边是木板房，逢集的时候人挤人，他的铺子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全是来找他写信的。
不识字的人多。庄稼人、老太太、小商贩、出门打工的年轻人，他们心里有话，嘴上会说，可一拿起笔，手就重了，字也不听使唤。他们就来找沈先生，说一句，他写一句。说到高兴的地方，他跟着笑；说到伤心的地方，他放下笔，递一块手帕过去，等人哭完了，再继续写。他一辈子替人写了多少封信，数不清了。有寄给远方的儿女的，有寄给在部队的丈夫的，有寄给在外打工的父亲的，还有寄给分手了的恋人的。每一封信他都认真写，从不敷衍。写完了他要念一遍给人听，念到对方点了头，他才折信纸、糊信封、贴邮票。末了，他还要说一句：“信到了，那边的人就知道你的心了。”
六十多年里，他的信去过很多地方。东北的林场、西北的油田、南方的工厂、边疆的哨所。那些信装在一个个牛皮纸信封里，贴着一枚枚八分、两角、八角的邮票，盖上“沈记代笔”的章，走邮局、上火车、坐轮船、搭飞机，飞到一个又一个收信人的手里。收信人打开信封，看见那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字，就知道写信的人找了沈先生，就知道那些字不是随便写的，是一笔一划认认真真写出来的。那些字是有分量的。
沈先生写过最远的一封信，是寄到国外去的。写信的是一个老太太，她不识字，也不会讲普通话，满口的方言。她跟沈先生说，她儿子去了美国，好几年没回来了，她想让他回来看看她。沈先生问她，你在美国什么地方？老太太说，不知道。沈先生又问，你儿子叫什么名字？老太太说了。沈先生又问，你有他的地址吗？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纸条，上面是一个英文地址，是她托人写的，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
沈先生把那封信写得很短：
“儿啊，妈想你了。回来看看妈吧。妈老了。”
就这几句话，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贴上足够的邮票，投进了邮筒。信寄出去三个月后，老太太的儿子真的回来了。他跪在母亲面前磕了三个头，哭着说，妈，我不走了。老太太后来逢人就说，是沈先生那封信把她儿子叫回来的。沈先生听了，只是笑笑，说，不是我，是你自己的心。我只是把你的心写成字罢了。
沈先生写过最重的一封信，是写给一个死刑犯的。写信的是一个老妇人，她的儿子犯了法，被判了死刑，关在看守所里等最后的复核。老妇人来找沈先生的时候，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沈先生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没喝，两只手捧着杯子，水晃出来洒了一桌。
“沈先生，”她说，“我想给我儿子写一封信。最后一封了。”
沈先生铺开信纸，笔尖抵在纸上，等她开口。她说了很久，说孩子小时候的事，说他第一次叫妈妈，说他第一次背书包上学，说他第一次打架回来鼻青脸肿。她说着说着就哭了，哭够了又说，反反复复，像一条走不到头的路。沈先生一直听着，笔没有停。她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写下来了。写到最后一页的时候，她忽然说：“沈先生，你替我跟他说一句，妈不怪你。下辈子，你还做我的儿子。”
沈先生的笔顿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老妇人一眼，又低下头，把那句话写在了信纸的最后一行。
那封信他亲自送到看守所门口的邮筒里。信封投进去的时候，他的手微微抖了一下。后来他听人说，那个死刑犯看了信以后，在号子里哭了一整夜，哭到嗓子哑了。刑前他给母亲留了一句话：“妈，下辈子我还做你儿子，好好孝顺你。”
沈先生没有亲眼看到那封信的结局。可他觉得，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去了它们该去的地方。
这几年，找沈先生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手机普及了，谁还写信呢？想说什么，打一个电话就行，发一条微信就行，视频通话都行。那些远在天边的人，一下子就近在眼前了。可沈先生觉得，有些话，隔着屏幕说不出口的，隔着听筒说不清的，落到纸面上，就重了。一笔一划的，磨磨蹭蹭的，犹犹豫豫的，改了又划掉、划掉又重新写的——那些东西，电话里没有，微信里也没有。
可慢慢地，连那些犹豫的、磨蹭的、落笔又停笔的人也没有了。
沈先生今年八十三了。他的头发全白了，背驼了，耳朵也背了。他还是在铺子里坐着，还是把那支金星钢笔灌满墨水，还是把信纸裁得整整齐齐。有时候他一个人坐着，会拿起笔在纸上随便写几个字：“平安”“健康”“珍重”“勿念”。写完了看看，折起来，塞进抽屉里。抽屉里有几百张这样的纸片，都是他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这个不再需要代笔人的时代的。
去年秋天，来了一个年轻人。不是来找他写信的，是来给他拍照的。年轻人说，他在做一个项目，记录那些即将消失的老行当。他让沈先生坐在写字台前，拿起笔，装作在写信的样子。沈先生不装，他真的拿起笔，铺开信纸，写了一封信。不是写给谁的，是一篇随笔，写他年轻时候的事，写他的老伴——老伴走了十年了，他一个人住在老街上，每天自己做饭、自己洗衣、自己跟自己说话。他写到老伴的时候，笔慢了下来，在纸上留下了一个墨点。他把墨点改了改，改成了一朵花。一朵墨色的、小小的、五瓣的花。
年轻人拍下了这个瞬间。后来他把照片洗出来，送给沈先生。沈先生把照片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底下，每天看见。照片里，他的手握着笔，笔尖落在纸上，纸上有一朵墨色的花。他看来看去，觉得那朵花真好看，比他这辈子写过的任何一封信都好看。
今年春天，沈先生生了一场大病。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出院的时候，走路更慢了，手也抖得更厉害了。他还是去铺子里，可他已经写不了字了。手一抖，笔尖就在纸上划出一道弯弯曲曲的线，像蚯蚓爬过一样。他把那些纸一张一张地收起来，叠好，放进抽屉里。
老街要拆了。消息传了很久，终于下了通知。这条街上的铺子都要搬走，老房子都要拆掉，包括他的代笔铺子。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去找谁。他知道，这条街拆不拆，他的铺子都开不下去了。他已经很久没有接到一封信了。不是没有，是很少。偶尔有一个老太太来找他，也是拄着拐杖来的，颤颤巍巍的，说想给在外地的女儿写一封信。他抖着手写完了，念给她听，她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十块钱放在桌上。他看了那十块钱很久，没有收。
关门那天，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早上照常开门，把那支金星钢笔擦了一遍，把桌面擦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扫了一遍。他把抽屉里那些纸片一张一张地拿出来，有写给自己的，有写给老伴的，有写给远方的孩子的——他没有孩子，可他觉得他这辈子替人写的那些信，每一封都像是他自己的孩子。他把那些纸片装进一个牛皮纸袋里，封好，在上面写了一行字：“沈德茂代笔六十年存稿”。
他把门板一块一块地上好，最后一个门板合上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用手摸了摸那块木牌上的字——“代写书信”。四个字，他写了六十多年，也写了六十多年的别人的心事。他把木牌取下来，抱在怀里，锁上了门。
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咔嗒”。这声音他听了六十多年，每天早上开锁一声，每天傍晚落锁一声。今天这一声，和以往的任何一声都不一样。它像一个句号，不大不小，不轻不重，安安稳稳地落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的末尾。
沈先生抱着那块木牌，慢慢地走回了家。街上的邻居跟他打招呼，他应了，没有停下来。有人问他，铺子关门了？他说，关了。又问他，以后还开不开？他说，不开了。那人哦了一声，没有再问。
回到家，他把木牌挂在了客厅的墙上，和老伴的遗像挂在一起。他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遗像下面，看着老伴，老伴也看着他。他忽然想写一封信给老伴。这辈子他替那么多人写过信，可从来没有给老伴写过一封。老伴活着的时候，天天在一起，用不着写信。老伴走了以后，他倒是想写了，可他觉得肉麻，不好意思写。现在他想写了，手却写不了了。
他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了四个字：我想你了。
四个字，歪歪扭扭的，像小孩写的。可他知道，老伴看得懂。她一定能看得懂。她看了他一辈子，连他的字都认得的。
关张一个月后，沈先生收到了一封信。不是他代写的，是寄给他的。信封上没有署名，只有他的地址和名字。他拆开信，里面是一张信纸，上面只有一行字：
“沈先生，谢谢你替我给我妈写过的那封信。她走之前一直念叨着那封信，说那是她这辈子收到的最好的信。——一个你从没见过的人。”
沈先生拿着那封信，看了很久。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也不知道他替这个人写过什么信。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记得，那个人替他的妈妈记得。而记得，就是对代笔人最好的回答。
后来，老街真的拆了。沈先生的那间铺子变成了一片废墟，砖瓦碎了一地，只有那扇门框还立在那里，像一个孤零零的相框，框着一片空空荡荡。有人从那片废墟前走过，低头看见地上有一个东西。是一支钢笔，金星牌的，笔尖已经弯了，笔杆上刻着两个字——“德茂”。那个人弯腰捡起来，在衣服上擦了擦，装进了口袋里。
那个人，就是之前来给沈先生拍照的年轻人。
他把那支钢笔带回了省城，用了一支新的笔杆换掉了旧笔杆，把旧笔杆和那块木牌的照片放在一起，做了一个小小的展览。展览的名字叫“最后一代代笔人”。来看的人不多，可每一个人都在那支钢笔面前站了很久。他们看着那支弯了笔尖的金星钢笔，看着那块漆皮剥落的木牌，看着沈先生写下的“平安”“健康”“珍重”“勿念”，忽然觉得，那些被时代丢掉的东西，好像并没有真正丢掉。它们还在。在那支钢笔里，在那一叠泛黄的信纸里，在每一个被一笔一划认真写下的字里。
沈先生如今八十四了，住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和那块木牌、和老伴的遗像住在一起。他不写字了，手抖得厉害，可他每天还是会拿起那支新买的钢笔，在纸上划拉几下。纸上没有字，只有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线，像蚯蚓爬过，像河流改道，像一个人的一生被简化为一些歪歪扭扭的、只有自己才懂的符号。
他有时候会梦见那些找他写过信的人。他们排着队，一个一个地坐在他面前，说着各种各样的话——嘱咐、牵挂、道歉、想念。他在梦里握着笔，一笔一划地写，写得很快，很稳，手一点也不抖。写完了一封，念一遍，点点头，折好，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然后说：“下一个。”
梦里的队伍很长，一眼望不到头。他觉得自己能写很久，久到把这些年欠下的信都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