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亲编——我的父老乡亲第八篇在刘氏家族里他跟我爷爷平辈。我的爷爷又是元字辈中的老大。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宗族观念是支配人际关系的潜意识也是乡亲乡情的基础。同属一个宗族的人们，在平日的生活中表现得平静淡薄，家长里短，眉来眼去，说三道四，硌里咯嘣，牙眦相报，甚至于吵架拌嘴，什么事都有。遇到大事，这时彼此间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为了家族的利益，死死地抱成一团，同心协力，彼此关照，至亲至近，众志成城。离开家乡出门在外，无论离家多远，也不管在村里关系如何，甚至是否见过面，只要听到一句乡音浓重的家乡话，立即变得亲近无比，拉家常套近乎，说来说去原本是同一个老祖宗的后裔，那就可以肝胆相照，患难与共。这种传统，发扬开来，一个村落，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无限扩大，大而无边。抗日战争开始，家乡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刘元贺是我们村早期共产党员。只是他的身份绝不公开。日本投降了，党组织，由地下转为公开，有人拿着大喇叭站在高房上大声喊道：“今天晚上全体共产党员在XX家集合开会。”百姓们听了感到有点儿新鲜，但仔细一想，过去的八年抗战，不就是元贺他们这些人冒着生命危险跟日本鬼子周旋吗？土改时，刘元贺是贫民团重要领导成员。我家是革命对象。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两个爷爷跟同村的七八个被斗户家长通通被集中看管起来，两个家庭十几口人，聚拢在三间牲口棚里，除了身上的棉衣什么都没带，锅灶倒是有，但为炊的米面，颗粒皆无。全家陷入了一无所有的困难境地，为了讨要一点儿口粮，为了要回一件衣服，都要去贫农团“讨论”（相当于后来的“申请”、“研究”）决定。说是讨论，实际上就是领导点头答应。在领导集团内最亲近的人莫过于元贺爷。尽管在众人面前他总是板着脸，表现出爱答不理的样子，但在处理问题上却十分爽利而且富有人情味儿，一般来讲总是有求必应，不打折扣，这就保证了全家十几口人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到了分田地、分房屋、分浮财等关乎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的大事，元贺有着绝对的权威。元贺本来跟他三叔同住一个非常窄憋的小院，破烂不堪的老旧房屋，完全有理由借分房之机分得一套像样的宅院。结果是，许多无房户分到了宽房大屋和肥沃土地。元贺的三婶（三叔的遗孀）和独子也分到了宽绰的宅基地，而元贺本人却依旧住在原来的小破院。和平建设时期，元贺当上了村长，那时候的村官纯粹是个赔本赚吆喝的苦差事。没日没夜地为村务操劳，没薪酬没补贴，误了种地影响了收成，这个村长当得窝囊！51年我考上了献县中学。开学前到元贺爷那里打招呼辞行。他嘱咐我：“你是咱村、也是咱刘家门里第一个中学生。要好好念书，为父老争气，为祖宗争光。”临别他还嘱咐我到了学校填表时，“家庭成份”一栏儿，只写富农就行了。我不知个中底里，只点头照办就是。后来我才琢磨出老村长的本意是尽量减轻家庭出身给无辜的孩子带来负面影响。这显然是出于善意，但仔细一想并不妥帖，甚至有点幼稚。上中学后，父亲每次来信都一再嘱咐要争取早日入团，但他并不知道我的档案里已经有了污点。高中阶段，我在学校的各方面表现都十分突出，很快就加入了青年团，父亲高兴地嘱咐我再接再厉，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高中毕业前，组织上递给我一张入党积极分子登记表，填表前我反复考虑，对党组织要说真话，决不能欺瞒。最后还是把家庭出身一栏由富农改写成地主。我完全可以写成革命干部，因为我的父亲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国家干部。可我认为既然是家庭成份，自然应该填写老家土改时划定的成分。我交表时特意跟组织作了声明。这就等于说以前我一直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家庭情况。这个变故，自然影响了我的政治生命。但内心始终是坦坦荡荡的。上学期间，每当寒暑两假，回到故乡探亲，总要到元贺爷那里看一看。掏出学校的介绍信，要求村里布置各项任务。这时候他总是说一句：“文艺宣传方面的事我不懂，你去找（桂）国柱，他是专管青年团这一块的。”再看元贺的家境：低矮的破屋，挨肩儿的孩子，排在一起形成台阶。个个破衣烂衫。吃的是粗糙的食物，家徒四壁，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摆设。土改后不少人家都相对富裕了 ，元贺身为村里的当家人，却仍旧过着贫困日子。他正直、他善良、他忠于组织、唯上级领导之命是听。他勤于公事，他不会徇私枉法，他不肯胡作非为，他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他把大半的生命都投放在带领乡亲们发家致富的事业之中，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他本人连同他的村民们，谁也没有摆脱贫困的影子。可怜的老村长，遗憾的一代人！如果他赶上改革开放的年代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