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网络二次创作）姥爷2

1973年深秋，我家的不太平仍在持续着。父母郁闷的心情影响着我们。那段日子，分别上高中、初中和小学的我们三姊妹也是出奇的听话，一个个乖得像只小猫。

自从收到了舅舅发来的“姥爷病危”的电报，母亲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她既为姥爷的病揪着心，又为父亲评奖时受了姥爷的影响而内疚着。

有人举报两年多前父亲回老家时“可能偷偷去看了病中的地主丈母娘”，对此父亲并没有辩解，完全是静默处之的态度，他知道那是一件越抹越黑的事。

可是，父亲却在心里独自唱着悲歌。一段时间以来，他脸上的严峻说明他的情绪糟糕到了极点。他心里郁闷的，不是立功受奖泡汤，也不是姥爷给他的仕途抹了黑，而是不择手段跟他争名夺利的那个人。

父亲为人善良厚道又内敛，每逢遇到这种糟心事，他在单位永远是一脸云淡风轻，可回到家就像变了个人，要么静默无语，要么电闪雷鸣。母亲和我们几个都小心翼翼地感受着父亲的风云变幻，只盼能早日雨过天晴。

父亲看到了“姥爷病危”的电报，也看到了母亲一针一线地缝制着姥爷的寿衣，他只对母亲说“要不你回去看看吧”，然后就一言不发了，仿佛那坏情绪把他的身体的能量都吸走了。

父亲默默地把全家人穿破的鞋子都收集起来，开始没完没了地修补鞋子。我知道，父亲情绪不好的时候，常会给我们修补鞋子，叮叮当当的响声，似乎能把他憋在心里的郁闷一扫而光似的。

一连好几天，父亲修鞋时都重重地落锤，当当当地很像个鞋匠，铁锤和铁鞋架子撞击在一起，震得楼板嗡嗡作响，直到楼下的邻居实在忍不住敲响暖气管子以示抗议，父亲这才意识到自己闹出的动静有多大。

母亲对这噪音好像没什么反应似的，她总是呆呆地看着父亲锤起锤落，坐在一旁独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她想着姥爷的病，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生怕哪天老天真把姥爷召了去。

自从姥姥病逝后，母亲时常惦念姥爷，感叹他的悲苦。因为地主成份，姥爷的余生注定要被锁定在河南老家那间破屋里，他不可能走出那个村子，不可能到北京与我们同住。

爷爷来我家住过很多次，每次都带来了温暖的亲情和浓浓的烟火气。我们喜欢这种烟火气，喜欢饭桌上比平时丰盛一些的食物，因为它满足了我们馋得发慌的嘴和营养匮乏的胃。

而姥爷却从没来过北京，不是母亲不想，而是不敢。若把姥爷接来，无异于在我家埋下一个雷，不定什么时间就会引爆，它也许会彻底毁掉父亲的政治前途和军人身份。因此，母亲只能让姥爷在老家那间破屋里了度余生。

回想起来，其实姥爷的面孔与爷爷的面孔都透着年迈老人的慈祥，他们的脸上都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皱纹，他们微笑时都有一双眯缝的眼睛和一嘴被劣质烟叶熏黄的牙齿。然而，当时我们姊妹几个只接纳了爷爷的慈祥，对姥爷永远充满敌意，哪怕只看着旧相册中姥爷的黑白老照片，我们的眼神里也不曾有丝毫的温暖。

姥爷很识趣，为了让母亲在自己男人和孩子面前活得有尊严，他从不麻烦母亲，到后来他甚至主动断了与母亲间的通信往来。最后一封让舅舅代写的信中，姥爷对母亲说：“以后别再来信了，联系多了对你们谁都不好。”

从此，母亲给姥爷的信少了，惦念却多了。看到父亲眼前的处境，母亲相信姥爷对她说的是心里话，也是真话，她只能把对老爹的惦念装在心里，不时地拿出来跟我们念叨念叨。母亲说，亲情就像落去的花，落了，还会再开，它永远都在。

那天傍晚，父亲将最后一双鞋子修补完，就提起了他的黑皮包，对母亲说，他要出差去了。身为军人的父亲，执行部队的任务从来都是说走就走、毫不含糊，不管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母亲和我们多需要他。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出差已成家常便饭，离家的时候永远是淡淡地打声招呼，好像第二天就能回来似的，但实际上，他常常一走就是半个多月，甚至一个多月才回家。

父亲这一走，家里倒是静了不少。

几天后，我放学回到家，看见桌上放着一封电报，上面寥寥几个字，字字惊心：父已走，勿回，寄钱买棺！这是在老家的舅舅发来的第二封电报。

母亲没想到姥爷走得这么急，也没想到姥爷竟连一个子儿也没留下，她庆幸自己亲手赶制了寿衣，提前寄了回去。母亲不想让姥爷走得没有面子没有尊严，但她手里没有多余的钱，只有父亲临走时留下的生活费。

我们劝慰母亲：“妈，回去看看吧，我们自己能行。”

母亲却说：“回不去了，回去也没用了，还不如省下路费寄俩钱回去。”

母亲没完没了地流泪，她藏在肚子里的话是什么，我们都不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