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回上海的车，听到上海列车员的沪语，倍感亲切。尽管列车拥挤、闷热、缺水，加之正值雨季塌方，在都匀多呆了近十个小时，可这些都被归心似箭一一克服。明知桂林山水甲天下，杭州风景如画，此时的我压根就没想下观赏，唯一的念头是早回上海，早见亲人。

      杭州站刚过，整个车厢便开始骚动起来，收拾毛巾的、理包的、找东西的，呼人上厕所的，就是不见坐着不动的。整好行李的人，有位置却不坐，心甘情愿地站着说笑，到上海已是晚上8点，足足站了两个小时。

      我66年10月支内，67年8月回上海，离别不到一年，可自己到达上海站，乘上13路电车，走上回曹阳三村的路上时，心情却有说不出的亲切、兴奋，只要见到一个熟人，便会大声上前招呼、搭讪，借此表白我又回来了。要说此时的心情，既不像胡汉山返乡那样得意忘形，也不像衣锦还乡那样光宗耀祖，倒有点像一个被拐骗的孩子，见到亲娘似的五味俱全。

      我突然出现在40号门前，乘凉的左右邻居一阵惊异，听见喊叫的弟妹，快步出来接旅行袋，父母随后紧跟，口中不断地自语：“伯清回来啦？！”，“伯清回来啦？！”。

      洗过澡，吃过饭，定下心来，一家人围着我问长问短：“你怎么瘦了？”、“四川好伐？”、“谭惠芳近况如何？、“听说外地武斗死了好多人，可真？”、“回来可呆多少辰光？”……当父母知道我是回上海造上海交通局反、搞运动，日子蛮长并系得到四川厂方同意时，他们轻松了许多，弟妹也显出高兴的样子。

      回上海造反，大家劲头很足，盼望把事情弄清，要求上海交通局承认支内是瞒着中央干的，进而达到我们返回上海原厂上班的目的。

      上海交通局造反派最初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支持支内人员。从汽车修理公司（淮海路）到交通局（襄阳路），我们强烈要求党委作出解释，并责令当初负责组织、领导支内的修理公司干事—孙敬奎和原兴达汽车修理厂（后为渡口厂）党支部书记高长生交代了事实真相。上海方面采取了支唔、推诿或者避重就轻，说支内是上海市委下达的任务，在具体实施上没有完全落实市里的要求，也没有满足四川方面的要求。基于各级党委限于瘫痪，领导都被一一批斗，经过半个多月的静坐、上告，结果无不是泥牛入海、空欢喜。时间一长，情绪由高涨转为低落，且组织松散，三人六主意，后来大家便在家里逍遥起来。好得四川每月指派王兆琛给大家发工资，否则不可能在上海逗留半年之久的。

      两个月过去了，我待在家里。起初，每天搞点卫生，做做家务，听收音机、看电视，还不觉得什么。殊不知，有单位的人平时嫌领导烦、管得紧、不自由，可一旦长期脱离组织、无人理会时，便又会像小孩那样觉得悬空、无主。每日清晨在家门口看到不少熟人、老同事向自己打招呼、匆匆上班，心里不好受。暗问自己，为什么我就再也不能和他们一样去原单位工作？即便去了单位，看到老领导、同事，表面上依然尔尔说笑，可这种说笑多半是在敷衍、搪塞，一遇到实际，尽是推脱、回避，真正尝到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什么滋味。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之一是意识形态领域，电影、戏曲都被八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白毛女》、《海港》、《红色娘子军》、《龙江颂》、《奇袭白虎团》和《沙家浜》清一色占满，大批文艺团体遭解散，然而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却如雨后春笋般，十分兴盛，究其原因：一、党中央需要舆论宣传。我这个小有名气的人当然不会被闲置，且很忙。受上海交通局成立宣传队的邀请，与徐玉楠、葛乃祥、乌家华等人一起穿上当时时髦的绿军装、东京鞋，出没在上海各单位，痛楚的心情才算有了暂时的缓解；二、各造反派要鼓动士气、壮大实力；三、社会无娱乐，人们迫切需要文艺形式的精神生活。

      半年过去了，文革运动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四川厂方借着中央发出的“抓革命、促生产”指示，责令停发工资，并限时上海人员反川，造反就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离家返川的时刻到了，这次与上次（去年）离开上海的心情截然不同。上次走，听完上级党委和去过渡口后的领导做的支内动员报告，深信渡口是小重庆，是块富饶、美丽、神秘的宝地，被诸如“渡口一天建设不好，毛主席一天睡不好觉”、“建设大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渡口是毛主席最关心的地方”、“全国支援渡口、向渡口开绿灯”、“建设者被视为全国、全党、全民的尊敬者”、“渡口将建成中国最大的钢铁钒钛基地”等政治宣传所鼓舞，庆幸自己能为党、为国去四川工作。非但张榜、报喜，各级领导还扎彩车、亲自相送，有一种光荣感、使命感和新鲜感；这次走，知道当初支内真相，看到渡口原来是块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住的全是芦席棚（市长住的只是用土垒起来的干打垒），喝的是戏称为麦乳精的金沙江泥巴水，天气炎热，水质不好，蔬菜奇缺，患肝炎者难以计数。支内报告介绍的美好纯属子虚乌有，感情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满以为回上海造反能弄清事实，讨个说法，可接二连三的空欢喜最终告诉自己，想回上海工作就是白日做梦。此时，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弄清了上海只是老家，不属于我，我是不毛之地的渡口人，来上海是临时的，这与亲戚串门一样，临时可以，久留不成。至于回四川，今非昔比，再也见不到车子出迎、头头相送，自己如逃难冲军一般，肩扛、手拎着沉重的行李，拼命往硬席车厢里挤，白天与别人轮座，夜里如能钻到座位下蜷缩睡觉已算大幸。旅行袋里塞的东西，今天年轻人难以相信，竟是食盐、固体酱油、猪油、卷子面、肥皂、糖等赖以生计的生活必需品，即便是拿上了火车，还得提心吊胆地担心被乘警、检票以超重为由实施罚款，真是可怜、可悲。

      月台上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照旧周而复始地播放，随之，一趟趟列车相继开出上海站。车要动了，父母望着我，几次张口却欲言又止，弟、妹上前向我伸出无奈的手……

      上次那种兴奋、新鲜感早已无影无踪，自己闷头挤坐着，开始还偶尔朝窗外看看，南京一过再也提不起兴趣，干脆闭目养神。随着摇晃稀里糊涂乘下去，直至到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