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是“新右翼”运动的重要诉求。
在上一个任期中，特朗普政府推行了规模巨大的减税法案，并在2024年大选中再次将“减税”作为主要竞选主张。
当然，特朗普的“减税”主张一直招致民主党的普遍批评和坚决反对，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自然而然地将反向“加税”作为重要的施政举措。
在一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中，“减税”是有益于富人的政策，而共和党能够赢得2016年大选以及特朗普始终能够掌控共和党的最关键支持则是来自白人蓝领、中小农场主等并非富人的工薪群体。
因而，早在2016年11月特朗普刚刚拿下总统宝座的几天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就郑重撰文发问：为什么穷人支持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
白人蓝领等穷人太“笨”了、不听劝告，认不清自己的利益和特朗普的真实面目，支持了严重损害他们切身利益的共和党。
这一论断也迅速得到了广泛传播。
当下美国政治中的另一个怪现象，近年来，美国的大富豪们要求“加税”的戏码反复上演。
例如，在2019年6月，《纽约时报》就刊登了美国18名超级富豪的联名公开信，他们呼吁民主、共和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支持对美国最富有的群体征收更高额度的财富税。
这封联名信的签署者包括：乔治·索罗斯、迪士尼家族继承人阿比盖尔·迪士尼、脸书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以及沃伦·巴菲特的合伙人查理·芒格的女儿莫莉·芒格。
为什么富人反对给富人“减税”的特朗普？
难道也是因为这些富人太“笨”了，“笨”到认不清自身的利益？
显然，即使贵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教授恐怕也不敢说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水平就比乔治·索罗斯、沃伦·巴菲特等人强，更遑论去评价他们的经济实践能力了。
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肯定不会是因为认不清自身利益、太“笨”了而反对特朗普和共和党的“减税”计划，当然也不可能是因为所谓的“道德高尚”“浑身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那么，他们又是为什么反对“减税”？
“新右翼”运动提出的“减税”计划对他们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减税”计划对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又意味着什么？
表面上看，如今“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似乎就是共和党的里根总统在1980年代实施的“涓滴经济学”的翻版。
也就是说，通过“减税”，一方面，降低个人负担，刺激个人消费，扩大美国的内需市场；
另一方面，降低企业负担，让在美国国内的企业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再生产，同时吸引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和资本回流美国，吸引外国企业和资本进入美国。
进而，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市场、提升劳动者工资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美国政府因为“减税”在最开始阶段减少了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配比例，并且需要削减一些公共开销和主要是用于穷人的福利支出以维持国家财政平衡；
但是，等到蛋糕做大了、经济增长了之后，最终还是会让政府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让美国穷人在经济增长中收获更多的好处。
然而，“新右翼”运动的“减税”计划不只这么简单。
跨国公司和大富豪们真正反对的是特朗普“减税”计划的另一面：强化征税，打击避税。
具体来说，如果只有“减税”措施，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并不会将生产车间迁回美国，这既有供应链和产品制造的综合成本考虑，更是因为全球避税能让他们在其他国家享受到远远低于特朗普“减税”计划提供的21%的公司税率。
例如，2016年8月，欧盟委员会调查显示，苹果国际销售公司在注册地爱尔兰的实际税率只有2%—3%。
这个官司打得旷日持久，2024年9月欧盟委员会才又做出了进一步裁决。
而在2018年1月，在特朗普政府“减税”计划的强迫式“吸引”下，苹果公司向美国国内汇回了2600亿美元资金，并按照15.5%的优惠税率一次性缴纳了380亿美元的巨额税款。
这意味着，“减税”计划其实“迫使”苹果公司多支出了300多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