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围着理想前进(目录)
落日的余晖懒洋洋地洒给了大地。父亲又来了——是空着手。
“你来干什么呢?这里有我。”母亲说。
“我来挑。你的手要好好将息。”
很快,父亲挑着半筐红苕,母亲左肩扛着锄头,我背着只装了镰刀的小背篼,一齐回家。
邻居们第一次看见父亲从坡上挑红苕回家,都过来凑热闹:“哇!张师傅都出山了!”
“好多红苕!你家堆不下,堆到我家去!”
“你家猪儿催得肥了!”
“杀过年猪时,我来喝口刨猪汤哈!”
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要得、要得!到时请你们,要来哟!”
当时,农村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作业,种植的农副产品是由国家统一计划安排的,比较单一。根据季节:比如,一个山坡要么都种红苕,要么都种萝卜,要么都种大白菜......
收割时,那些苕藤藤啦,萝卜茵茵啦,蔬菜的老叶子啦等等,这些丢弃的,按社员住户分堆堆,农民挑回自家喂猪什么的。
那些成品:红苕、萝卜、大白菜等等,都要担到指定的国营菜店去——城市居民就凭票(国家发的蔬菜票,还有:粮票、布票、糖果糕点票等等,按人头发放),到相应的国营菜店或粮票或商店购买。
所有产品的价格,是国家统一制订的价格。
红苕担到国营粮店,作为粗粮,供给居民;一斤细粮(中米)可购五斤红苕。
秋分后,武斗没那么凶了。父亲说:“车间黄书记传达了中央精神:‘抓革命,促生产!每天必须保证八小时的工作量。’车间恢复了以前的生产秩序。”
从此,父亲按时上班,偶尔看看行车书;看不到他与王叔叔,有以前那种交流了。
农民开始收割了:萝卜茵茵最贱,农民一般都不要,我们就把它背回家,做干咸菜;红苕藤藤最受欢迎,农民都要挑回家喂猪;有的家庭劳动力少的,没及时挑走它,很快就会被居民背走,甚至还有些成品菜,趁机也被顺手牵羊带走。
后来,农民气吹了,看到居民在地里头就追赶:跑得快的,就跑掉了;没跑脱的,农民就缴对方的背篼或锄头。时间一长,到地里的居民越来越多了,农民干脆派人照看蔬菜。
每当他们在收割蔬菜的时候,地里面可热闹了:有的农民在收割,有的农民在整理,有的农民在往箩筐里面装蔬菜,有的居民背着背篼在觊觎——那些不要的老叶子或散落的蔬菜;有的农民挑着满满的蔬菜担子,穿梭在山间羊肠小路上,向国营菜店输送蔬菜,保障居民蔬菜票的购买。
附近农民都是菜农(种植蔬菜),红苕的种植面积少,由于农民本身挖苕挖得比较干净,又加上居民欠红苕的人多(就是在被农民挖过的红苕地里 ,居民又去翻挖农民没挖干净的红苕归自己);很难再欠到红苕。
这段时间农民收割忙。居民喂了猪的也在忙——正是吹红苕猪儿的时候,都在为猪的过冬食物作储备,都想从农民的地里,多捞些回家。
母亲把地里的红苕挖完了,栽上牛皮菜等,现在开始欠红苕了。
今天正是个好天气。母亲装上干粮,带上我,一早就出发,到来回有近三十里路的新甸子——粮农种植地里欠红苕。
这里欠红苕的人少,没有农民追赶。地里的红苕多,都是些小个个的,很难欠到较大的苕。
母亲的大背兜很快就装满了,我的小背篼只装了大半背篼。饿极了,母亲拿出煮熟的红苕,我俩吃饱了就上路——背着红苕,坎坎坷坷回到家,已是下午黄昏了。
邻居看了都很羡慕,母亲就带上他们一块去那里欠红苕,不再喊我去——说我是个包袱。后来,我经常和宣伯伯他们一块到新甸子拣山螺丝喂鸭子。
现在,正是红苕上市的季节,为了贴补口粮的不足,我们去新甸子赶场,这里价格便宜些,买多点回来储藏,贴补以后月份的口粮。
天空还是漆黑,我们就起床,大口大口吃过黢黑的早饭后,我们这排房子的人,上了路。
宣伯伯和李伯伯拿着自做的电石灯照明。
(电石灯——用铁皮做的可以盛水的筒筒,筒筒的盖子上面插有一根约一米长的细铁管子;筒筒里面装入电石,再加入水,电石遇水产生气体,从盖子的铁管子口喷出,一着火就燃出长明火。)
他俩走在一头一尾。我和母亲连同其他邻居走在中间,一路亮堂堂,都说:人多,走起闹热。
天亮开不久,我们到了新甸子,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那时的人比较呆板,卖东西的人,不管好与孬,统统都是一个价格或者差别不大;所以,去得早就买得好。
不到一个小时,大家都买好了,往回赶。去的时候爬坡多,回的时候下坡多。回家的路上,我们一行人:挑的挑、背的背。
到了平坡就是跑;到了上坡就是歇,等后边的人到来,一起嘿咗、嘿咗往上爬;到了下坡,稳住脚步慢慢走。我们回到家吃晌午,大概十三点多钟。
在忙碌中,我们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8年的元旦到了。大家还在睡觉,猪儿嚎啕的悲惨声打破了黑夜的宁静。
我睁了睁眼,又睡过去了。当我又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大亮了,发现隔壁宣妈家忙开了花。
母亲抬着扁担的一头,把着秤杆正在帮忙过称:“软边48斤,硬边64斤,一共一百一十二斤。”
抬扁担的另一头,宣伯伯“嗯”了一声。
母亲抬眼看到了我:“我在这里帮忙,你去热饭。”
“不、不、不!先喂猪!”她心急火燎地指着我家猪圈背后东面的一口大铁锅:“赶快去舀到猪的槽槽头,不然就冷了。”
我转身回家,拿着喂猪的盆盆走近一看,原来这是临时挖的一个地灶,灶里面还有烧过的柴灰发出的余热,显然是宣妈家刚才杀猪时用过的。
自从挖红苕以来,猪的伙食就是:大量红苕+玉米粉+红苕藤藤+少量潲水,还放了盐巴作为调料。
头次倒进这些在猪槽里时,猪儿吃光了都不肯离槽,还在嚎叫,仿佛在说:“还要!还要!”它涨得不肯取嘴,生怕第二顿没有了,肚皮撑得锃亮,仿佛一触即爆。
现在倒进这些,猪才慢条斯理起身,有礼貌地站在一旁;等我倒完一盆在槽子里后,它才斯文地吃起来,吃的声音没有以前那样响亮;它饿了的时候,叫声也温柔,肚子也不扁,像十月怀胎似的。
猪毛油光光的、脑壳圆滑滑的、眼睛晶亮亮的、耳朵肥大大的、屁股圆溜溜的。这是它吃了三个多月红苕的结果——红苕真的吹猪诶!母亲说过,把家里挖的还有拣的红苕喂完后,杀它。
现在,母亲终于回来与我们一起吃早饭。她慌慌张张吃着饭,慌慌张张说着话:“今中午在宣妈家吃饭;晚上,就我们一家。”
我高兴极了,拍手说:“好啊,我们不煮饭了!”
“哪个说的不煮饭?只晓得耍。”母亲喝着苕稀饭,夹了一口干咸菜,边嚼边说,“你今天也要来帮到做事情。煮饭,这一排房子的饭,用两个蒸笼来蒸。”
“在哪里煮呢?”
“就在我家炉子上煮。他家一个蒸笼,我家一个蒸笼。你来煮饭。”
“要得。”
“等会儿,我要去睡一下,有人来喊我,你才叫醒我。今天我起床得太早了。四点多点点,宣伯伯就来敲门,叫我和他一起去钟家院子,喊杀猪匠来杀猪。”母亲喝了一口稀饭,“我俩点着电石灯,还没看到狗儿,狗儿就嘿起‘汪汪汪’叫。有人问——我们说是来请冯师傅去杀猪的。后来才看清楚,钟家院子的人都拿根扁担,以为我们是偷儿。”
“啷个昨天晚上不去说呢?”
“宣妈不准杀它,想在过年的时候杀。艾红要到那边去结婚,想给她补补身体,宣伯伯偷偷来喊我帮忙,杀了再说。”
母亲简单喝过稀饭就去睡觉了。还没等我去喊,她已经起床到宣妈家帮忙去了。
父亲难得的一次清闲,在里面屋里看他的行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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