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网络二次创作）姥爷3

1973年深秋，我的地主姥爷离开了人世，离开了那间与姥姥共度残年的破屋。

自从两年前母亲在那间破屋里送走了姥姥，只留下了姥爷一人打发孤寂的日子，在姥爷的再三叮嘱下，母亲再没回去过。后来姥爷怕自己的成份影响了我父亲，又主动断了与我母亲的通信往来。姥爷这一走，究竟把多少无法言表的悲苦留在了那间破屋里，只有天知道。

直到母亲接到了在河南老家舅舅发来的第二封电报，才知道姥爷走时竟连一个子儿也没留下，舅舅正为棺柩的事犯愁。母亲知道，舅舅为人极其厚道，若不是实在没钱买棺，也不会跟她开这个口。

可父亲出差了，他走时只留下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费，母亲的口袋里，并没有多余的钱。

接到舅舅电报的那天，母亲对我们说：“无论如何，我要让你姥爷走得体面些。如果连个棺材都买不了，就等于要了我的命！”

就在母亲说这话的时候，她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主意，她准备请求她工作的缝纫厂的厂长，先预支一些她的工资。

我们知道，母亲虽见的世面不多，但她是一个果断又坚定的人，她决不会被借钱的事难倒。要是厂长不肯预支她工资该怎么办，母亲没想过，她只有一个心思，这钱一定能借到！

那天夜里，母亲睡觉的木床在吱吱呀呀地响着，不知她在为死去姥爷感伤，还是在为借钱的事犯愁。她说心里空，让我跟她一起睡。我爬上母亲的大木床，感受着她的体温和心跳，知道她此刻正经历着人生最难捱的时刻。

那一夜，母亲没睡，我也没睡。母亲跟我聊着她与姥爷的过往，从她出生聊到她的少年，从她18岁又聊到她嫁给父亲。那些早年的生活片段，从母亲嘴里慢慢流淌出来，像是在讲故事，又像是在诉说她的命运。

我终于知道，母亲心里的悲苦，是与姥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母亲对姥爷的情感其实是复杂的，感恩中藏着怨恨，这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心结，也是一粒发了芽的种子，从她一出生便种下了。

当年，母亲的出生，并没有给姥爷带来喜悦，因为她是个命贱的闺女，重男轻女的姥爷几乎没正眼瞧她一眼，就让人把她放进一个小篮子里，趁着夜色送到了远处的麦田里。

母亲说，要不是那天半夜姥姥发现孩子没了，哭着发疯般地跑出去寻找，要不是当年她有力的哭声搅动了宁静的夜空，姥姥就发现不了在麦田深处的篮子和襁褓中的她；要不是姥姥当年不顾姥爷的强力阻拦，坚持把装她的蓝子提回家，她就成了野狗的盘中餐，就化作了麦田里的泥土。

母亲最初讲这些往事的时候还流泪，到后来眼泪没了。时间帮她止住了眼泪，消磨了悲伤，但她心里的阴影却永远地留下了。

姥爷对母亲这条生命的轻贱，慢慢变成了母亲对自己的一种态度，即使是在父亲面前，这种自我轻贱的不自信也会不时地浮翻上来，让她在父亲面前总也抬不起头来。母亲当然不知，这是她儿时姥爷亲手种下的因，而她自己承受的是岁月浓缩而成的果。

母亲还说，姥爷对她的轻贱是刻在骨子里的，导致她在渴望学习文化的年纪，却没有像舅舅那样去学校读书的机会。而且，还在她很小的年纪，姥爷就让她缠足，不顾她痛得撕心裂肺地喊疼，硬把她正在发育的脚趾狠狠地缠绕在一起。要不是姥姥偷偷给她放足，如今她就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寸金莲”。

所以，母亲对姥姥情深似海，可对姥爷的情感似乎永远都浮在水面。她觉得，姥姥给了她命，还保了她的命；而姥爷给了她的命，却要夺了她的命。姥姥给了她一点点做女人的尊严，而姥爷却让她感到了做女人的卑微。

直到土改时姥爷被划了地主，没了做人的尊严，姥爷才开始真正正视了母亲的存在，母亲才感觉到了姥爷人性深处那份被“男尊女卑”夺走的柔软。

后来，母亲原谅了姥爷，却永远忘不掉姥爷对她的遗弃和轻贱。

如今姥爷已经离世，一切怨在母亲心中都化作了缕缕轻烟。无论怎样，母亲对姥爷还是心存感恩的，她感念，要不是家中曾经充实的粮仓，她就吃不饱饭，也不会长出健强的身体来。母亲说，在她长身体的时候，从来不知道饿是啥滋味。到后来，母亲一点不怨姥爷的“重男轻女”了，她说那是自己的命。

母亲感激姥爷的还有一点，就是把她这条命贱的闺女嫁到了邻村最穷的一户人家，成了最穷人家的儿媳。幸好我父亲不甘穷苦，早早跑出来参了军，才让她这个地主闺女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才让她懂得了一点做女人的尊严。

母亲是一个懂得感恩、奉行孝道、也明白事理的女人。

尽管父亲脾气不好，但母亲很感激父亲，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都没抛弃他这个没有多少文化、出身又不好的媳妇。因此，母亲从未因自己娘家的事麻烦过父亲，特别是在父亲仕途受挫、心情不好的当下，她更不能火上浇油。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赶去缝纫厂上班了，她艰难地跟厂长开了“借钱”的口。没想到女厂长有一颗仁慈的心，毫不犹豫地预支给了母亲20元钱。母亲感激得眼泪直流，仿佛她生命中从未被如此厚待过。

拿到20元钱，母亲请了假火速赶往邮局，手哆嗦着把钱汇给了舅舅。母亲的心终于落了地，她报答了姥爷的反哺之恩，把心中埋藏很深的那一丝怨干净彻底地拔除了。

姥爷走了，他结束了自己难耐的孤独与寂寞，离开了人世。母亲对我们说：“这一天，其实是你姥爷盼望的，他的罪终于受到了头。”

这一年，我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得知姥爷去世，仿佛压在我心头的一座无形的山也突然消失了。我以为，从此我家跟“地主”再无关系。

可在后来人生的某一时刻，我才意识到，原来“地主”这顶帽子，不是想摘就能摘得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