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
人老了，回忆便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我年轻的时候，应邀去一个朋友家做客。记不清那会儿我多大，也许三十六岁，也许三十八岁，正是我各方面都春风得意、风生水起的时候。
那天，客人只有我一个，主人夫妻俩作陪。这是朋友间规格极高的宴请，私密、温馨，那种氛围，是可以掏心掏肺、订立生死盟约的。记不清主人做了什么菜，也记不清主人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只记得，在我们推杯换盏的时候，耳边响起“踢踏踢踏”的声音。我一扭脸，只见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精瘦，中等个头，佝偻着身子，双手捧着一个盛满饭菜的大碗，从厨房里出来，双脚蹭擦着地板，发出“踢踏踢踏”的声音，缓慢地往自己的卧室走去。
朋友没有介绍这老人是谁，老人也没和我们打招呼，目不转睛地盯着地面，“踢踏踢踏”地进了自己的屋子。其实，不用介绍我也知道那是朋友的父亲。以前，朋友在证明自己血统优良的时候，曾无数次津津乐道地提到父亲。他父亲是留学德国的博士，四十年代回到中国的纺织专家，五十年代初为支援山东的纺织工业从上海调到济南，退休前是纺织工业厅的总工程师，山东大学的特聘教授，一生著有多部专著，其成就和学识远在当今院士之上。
“佝偻着身子，捧着饭碗……”那画面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中，几十年来无法褪去，而且年纪越大，这烙印越发深刻、越发强烈。年轻时声名显赫，年老后竟然不能和孩子们同桌吃饭？这念头困扰了我多年。
依旧还是我年轻时的记忆：母亲去世后，父亲曾经跟着我居住了一段时间。父亲极随和，从不挑食，做什么他吃什么。而且，每次吃饭时，父亲总是垂下眼帘，低着头，不言语，仿佛一个闯了祸的孩子，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曾是山一样伟岸挺拔的存在，他打过我、骂过我，也在我生病时抱着我跑了十几里路去找医生。不知道为什么他吃饭时会垂下眼帘。说实话，那种神情让我难堪，让我怜悯，也让我内疚。多年来，我一直觉得可能是自己不经意间伤了父亲。
转瞬之间，自己也变老了，事先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人生中第一次变老，没什么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显得惶恐无措。好在我还有一点余热，能够担负起接送孩子兼做饭的任务。
我走进女儿为主导、外孙为大的家里后，竟也变得极其随和，她们几点睡我就几点睡，她们吃什么我就跟着吃什么。象几十年前我的父亲那样。
今年的春节，我是在加拿大过的。看网上的那些视频，仿佛全世界都在热热闹闹地庆祝中国年。现实远不是那样。华人在加拿大只是少数族群，人数还不及印度人多。过年是华人自己的事，除了唐人街，别处看不到一点中国元素。
女儿提前好几天告诉我，她邀请了两个朋友来家里共度除夕夜。说起名字，我都认识：一对香港夫妻，丁克，夫妻俩住在森林里，养了一群大狗；另一对是来自福建的夫妻，姓林，是二十年前偷渡到加拿大的，如今经营着一家装饰公司，到现在英文还不过关，只做华人的生意，但已经在房价很高的华人区买下了三套房子。
女儿不是勤快人，我也不会做菜，上桌的菜基本上是从华人超市买回来的。我会包饺子。女儿说：“那你就多包点饺子，让她们吃完再每人打包带走一盒。”
于是，除夕这天我从上午忙到晚上，为了包出足够他们吃完再带走的饺子，我拼尽了全力。的确是老了，干这点活就累得我精疲力尽、腰酸背痛。
天黑以后，看着他们一个个都坐下，看着他们都倒上酒，在他们开始吃的时候，我悄然退下。没人注意到我退下，也没有人注意到我缓慢疲惫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悄然发生的一切，像极了几十年前我去朋友家吃饭的情景。
此刻，那个佝偻着身子捧着饭碗的父亲和那个垂下眼帘低头吃饭的父亲，都浮现在眼前。
随后，我拿起手机，给国内的一个朋友拜年。那朋友也是一个人过年，亲人都不在身边。我眼眶里几次湿润，嗓子几次哽咽，两人足足聊了一个多小时。不过，时逢佳节，彼此都说着吉祥的话，刻意回避感伤的话题。
这是老了以后第一次在女儿家过年。也许往后年年都这样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