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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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不效法古代圣贤君王，不遵循礼法正义，却喜欢研究一些怪异学说，玩弄奇怪的语言文字，即使是非常明察也没有什么好处，即使是善辩论也不实用，即使是多工作也少功效，还是不可以作为治理国家的纲纪了。但是他们所持的见解有理由，他们的言论也合理，足以能够欺骗迷惑那些愚昧群众了。他们指的就是惠施、邓析等人物啊。
是的，思想脱离实际要不得。人世间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专业人员”，只擅长能说会道夸夸其谈，不能够务实专注于待人接物更不必说亲社会了。恰似某些名家名人明星，倒是喜欢辩论文字咬文嚼字，做的事情却和实际的政治实务、日常生活无关了。现在看来，荀子先生注重人的生活，以及人在人文世界中的生活，所以这些学问并不是荀子心目中的圣王之道应重视的。
这段文字展现了荀子先生对名家的犀利批判，其核心就在于思想的社会效用之争。荀子先生认为，像惠施、邓析这样的辩者，虽然逻辑严密、辞藻精巧，却背离了先王礼义的实践传统，陷入了“为辩论而辩论”的虚空之境。他们构建的思想大厦看似精巧，却无益于治国安民的实际需要，甚至很有可能会误导大众的。
这种批判的观点，确确实实揭示了思想史中永恒的张力。纯粹的逻辑思辨与社会实践之间如何平衡？名家对概念、语言的精细剖析实实在在地推动了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但若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就非常容易沦为一种虚无缥缈的智力游戏了。荀子强调的“治纲纪”，正是要求真正的思想必须扎根于现实土壤，以社会效用为锚点。
今天看来，二者看似遥远实则是互补的。名家的思辨精神的的确确滋养了理论的深度，而儒家的务实导向则确保了思想的落地。任何时代都需要在思想自由与社会责任间寻找平衡——既不能以实用压制探索，也不能任空谈脱离现实。真正的思想生命力，终须在“持之有故”与“行之有效”之间找到那个稳定的支点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