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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尽管鲁昭公得到了阳谷以获得喘息之机，但如前文所述，这不过是齐景公为后续经略中原进行的预先布局而已，但在卫、郑等主要诸侯国叛晋之前，齐国并不可能公开推动鲁昭公武力复国。
从事后的角度来看，那需要等到十年之后，但昭公一派显然不愿意继续冒这个险，于是在已经获得阳谷的次年（昭三十、前512）继续前往晋国活动，并按照要求暂居在靠近东部边境的阳谷，而仍未能进入绛都。
不过晋国在这一年发生的变故是，之前一直对鲁昭公比较冷淡的晋顷公去疾在位十四年后去世。当然这个变故也有一定优点，刚刚即位的晋定公似乎决心恢复霸主在诸侯心目中的形象，于是次年（晋定一、鲁昭三十一、前511）主动提出要求恢复鲁昭公的合法地位：
……三十一年春……晋侯将以师纳公……（昭公三十一年）
此被担任中军佐、与季氏有利益勾结的次卿士鞅出面劝阻，希望仍请季孙自己来晋证明愿意侍奉鲁侯。晋定公虽然准允，但想必对范献子的贪墨和与季氏的关系有所考虑，于是将此事安排给新任上军将荀跞（知文子）来处理。
这一年（前511）晋国六卿格局调整如下：
由于韩起（韩宣子）和荀吴（中行穆子）的去世，之前已经维持了三十四年的“赵、韩体制”终结，三军主将分别为公室的外来同姓和异姓姻亲家族。相比起三年半前（晋顷十一、鲁昭二十七、前515）的“扈之会”期间，彼时担任上军将的士鞅（范献子）公开袒护季氏而拒绝援助鲁昭公，此时其地位虽然有所提升，但因不再继续担任一军主将而主导权被有所削弱了：
而接任上军主将的荀跞（知文子）则立场相对客观且希望有所作为，所以按照士鞅的安排首先在晋国的适历召见了季孙意如：
……晋人召季孙，献子使私焉，曰：“子必来，我受其无咎。”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历。荀跞曰：“寡君使跞谓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图之！”季孙……对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若得从君而归，则固臣之愿也，敢有异心？”……（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可见士鞅在事前对此事进行了运作，以保证季孙的安全。当然荀跞至少如实地传达了晋定公的已经，同时也对钱515年“扈之会”的结果直接表达了不满，但仍被季孙表面上的顺从和愿意鲁昭公复位的表态所迷惑。不过此处还有一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即在“适历之会”上，季平子同样以一定的代价贿赂了知文子，即便不能将其彻底拉拢过来，也达到了与之建立良好关系的目的。
不久后当荀跞与季孙意如抵达乾侯准备迎回鲁昭公的时候，尽管子家羁事先意识到这是一个和平返回鲁国的良机，并成功事先说服了鲁侯同意回国，但在其他众多流亡者的激将和胁迫之下，昭公仍然放弃了这一妥协的机会，并向黄河发誓与季氏势不两立：
…...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且曰：“……君其入也！”公曰：“……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见夫人。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
鲁昭公的态度转变其实是来自于一种盲目自信，因为他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合法地位与晋定公、齐景公的诸侯国君的合法性绑定在一起，只要这些国君坚持，那么自己就没有理由让自己继续流亡在外。但同时他也高估了这一局面，因为一旦自己真的武力返回鲁国，并如愿彻底驱逐或消灭季氏，那么也将给真正使各个诸侯国得以运转的整个卿、大夫阶层带来恐慌，也即国君和卿、大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只能以一方的彻底消亡告终，这就将包括晋国的范氏和知氏、鲁国的“三桓”等掌权者完全推向了对立面。
此一事件后即便是原先力主昭公复位的知文子也放弃了努力，默认了季孙在鲁国暂时代理君权的地位：
……退而谓季孙：“君怒未怠，子姑归祭。”……（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须知政权可以归卿、大夫，但是国君永远是天然的大祭司，即便是卫献公为了归国复位（鲁襄二十六、卫献二十九、前547），开出的条件也不过是允许宁喜（悼子）主政而已：
……卫献公使子鲜为复……以公命与宁喜言曰：“苟反，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可见鲁昭公一派的复辟希望到此已经只剩下穷途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