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奶奶抱着初生的二姐来到窗前，看到八月灿烂阳光下，一钵海棠花在窗台上绽放。海棠一插就活，生命力强。奶奶说，就叫她海棠吧。
我们家五个姑娘，五朵金花都有花名：我是莲花，是奶奶在庙里烧香，看到莲花宝座上的菩萨，心灵感应而命名；四妹叫包华，蒙古名字叫额尔敦其其格，也就是宝花的意思，是爸爸给的名字；小妹是父母的心肝，叫哈森格日乐，小名哈格乐，我家的一朵小花。
奶奶是库伦旗大喇嘛、大王爷兼旗长的独生女，曾到雍和宫修佛像。奶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是八路军交通员，被日本人活埋了；三儿子在学佛中贪玩误事，被人勒死了。我的父亲是老二，爷爷、奶奶给他找了个大美女，是孝庄皇后的后代。
我的父母17岁就奉旨成婚了。但是，我奶奶不准他们同房。为了家族的后代优质繁衍、香火旺盛，从未读过书的她，竟然深谋远虑地把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去受苦、学习，经霜受雨、强身健骨。
爸爸先被送到山西五台山学佛、干活，后又送到北京雍和宫去当庙祝、学藏文。每天上屋扫雪、下地扫阶，粗茶淡饭、青灯古佛，为的是经受磨难、净化灵魂。我妈妈在老家的亲戚中二十多口人的大户人家当佣人干活，受尽屈辱、吃尽苦头，为的是磨练意志、强身健体。
三年后，是回家的时候了。临行，雍和宫大喇嘛给了很多首饰和布匹，两匹马躲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说了一些令他们似懂非懂的话。
半夜，客栈闯入一个蒙面大汉，凶神恶煞的眼睛在月光下闪着凶光，看到我奶奶，一刀扎向她的心口。歹徒的那致命的一刀，不偏不倚，正好扎到大喇嘛送给奶奶的佛像上，她捡回一条命。
六天六夜，到家了。
那年爸爸二十，妈妈十八。我大姐海梅后来出落成远近闻名的大美女。她1949年参加革命，带干入学，是内蒙党校二期生。
大姐才11个月，还没断奶呢，我妈就有了我大哥包喜。他50年参加工作，一直在金融行业，退休前是纪检书记。
一儿一女，龙凤呈祥。奶奶爷爷的心愿达到了。为了感恩长生天，奶奶为家乡的大庙立了一座大牌楼，还亲自到绥远五塔寺请高僧设计画门牌楼图纸。大牌楼完工那天，不幸发生了：一个砖头掉下来，尖角打瞎了奶奶的左眼。
那一年不幸连连发生。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妈妈怀的第三个孩子流产了。六个月的男孩啊！（历史几十年后重演，请看我的另一篇拙作《救孙奇迹》）他的夭折给这个家庭打击很大。我爷爷奶奶找大喇嘛问卦，决定大行善举，将八十间商铺捐献给旗政府，善款用来维修库伦河木桥。
长生天被感动了，妈妈又怀孕了。1933年，家乡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八月的一天，妈妈顺产了一个小美女---这便是婴婴的妈妈，我的二姐海棠。
海棠三岁就开始学做家务：扫地、倒土、喂鸡、开关门......，啥活都抢着做。奶奶说，这丫头是菩萨恩赐的礼物，是包家的福音。
五岁就会帮妈妈做很多家务活。捡牛粪要起早贪黑，早上牛官儿赶牛前面走，海棠就跟着哥哥在后面捡牛粪。牛粪还在冒气呢，她就用双手捧着往框子里放。每天全村就她捡得多。
妈妈心疼她，就和爸爸奶奶商量，送她上学了。全班就她一个女生，用功又勤奋，老师同学都夸她。
十岁，她就帮妈妈做饭、洗衣、喂牛羊，挑水、挤奶样样会，刨地种菜好帮手，上山打草是行家。上学忙、干活累，她嫌漂亮的辫子误事，竟让爸爸把头发剪成男孩样。女同学说她是假小子，男同学拿她当哥们儿。
1947年，草原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我的家乡土地改革，分田分地分牛羊。翻身得解放的百姓日夜劳作，欢天喜地过日子。我家分得了新房，正房大三间，还有两间厢房和一个储物间，屋前屋后的院子可以种菜种烟叶。
有一天上午，爸爸突然急急忙忙跑回家，大声喊出妈妈说，海棠走了，跟着八路军走了！
妈妈抱着我四妹惊呆了，豆大的泪水滚落下来，四妹和我们几个忙给她擦眼泪。大嫂说昨天看见她回家抱了被子什么的出去了。
妈妈把四妹往爸爸怀里一塞，喊着二姐的名字向村口跑去，后面跟着我们几个和村里的乡亲们。哪里还有部队的踪影？只见草场上一条小路蜿蜒消失在雾霭中。
那年她才15岁。
二姐带走了妈妈的魂，她整天以泪洗面，对我们视而不见，望着院门发呆。全家的日子乱套了。
爸爸的话更少了。劳动一天再累，也要装着路过小邮局，看门的白大爷一个眼神，他便知道今天白等了，继续踱步回家。
1949年的乌兰浩特，国庆的锣鼓震天响。游行队伍里，声音脆甜、领喊口号的一个漂亮姑娘，引起了大姐夫的注意：那不就是海棠吗？军装紧裹着凸凹有致的青春身材，褐色的面庞透着成熟与坚韧。大姐夫在口号间隙大声喊“海棠！海棠！”。海棠一愣，目光搜索这熟悉的声音，看到大姐夫，跳出游行队伍，拉他到街角，急切地问阿妈阿爸的情况。大姐夫详述了全家思念之苦，把海棠好一顿数落。海棠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低头认错。等姐夫说够了，才告诉他，由于经常骑马行军打仗剿匪，居无定所，而且随时可能牺牲，暂不联系免得家人挂念，打算胜利了就回去向父母赔罪。
50年的春节刚过，我们盼来了她那走了四个多月的第一封家书，全家又欢天喜地过了一回年。知道了海棠的下落，妈妈的脸上有了笑意，爸爸喝了一整壶老酒，发誓把二姑娘给抓回来！第二天就背上妈妈给的背搭子出发了。500里路啊，他步行、牛车、马车走了四天，总算找到了二姑娘的部队。
初春的草原，乍暖还寒。部队驻地的一间小屋的窗口，一灯如豆，映出父女二人盘腿炕上。女儿滔滔不绝，父亲点头称是。老实厚道勤劳纯朴的父亲，听了姑娘讲的革命道理，坚信共产党是好人的队伍，女儿的路走得正。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工作，他第二天就学当年的海棠，不告而别，动身回家了。
一到家，全家就围着他问长问短。他一大碗凉水落肚，一抹嘴一拍大腿，说，咱们的二丫头出息啦！咱是光荣军属，可不能给她丢脸。马上动员大姑娘海梅、大儿子宝喜参加了革命工作。他自己也参加农会当了会长，带头栽树、挖井、修路，给每户分一头奶牛和一头种地的犍牛，为家乡人民办了很多好事。区政府还在我家大门上挂了一块光荣军属的大牌子。
年轻漂亮的二姐随队伍南北转战，边工作边学习文化，进步很快，把英俊潇洒、知识渊博的指导员阿民迷得茶饭不思，影响工作了。团政委老白一看不对劲，干脆把他俩叫到团部，一语挑破。
阿民和海棠相爱了。工作中虽聚少离多，但是爱情甜蜜岂在朝暮？1951年，18岁的海棠和28岁的阿民在部队食堂办了个简单的婚礼，没有酒席，没有礼服，婚房就在阿民的小房间，两张行军床一拼，一张小桌三条腿，另一条踮了个大砖头。
二姐和二姐夫阿民
在大草原温暖的怀抱里，战斗的友谊，倾心的相爱，在1953年收获了一个硕果：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婴婴呱呱坠地。
令大家始料未及的是，这个草原的女儿，在这个亲人们个个都有故事、人人经历非凡的大爱大家庭中，在祖国多次阵痛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历经风霜雨雪，吮吸天地精华，注入民族魂魄，从草原一路走来，在京城登堂入室，在国家外交界出类拔萃，让世界精英们刮目相看。
有人说鹤发童颜的她，气质优雅，举重若轻，柔中有刚，有先总理的风范，有太极的神韵；她那地道流畅的英语和独特的“X式风格”的辞令，气定神闲的舌战，折服了多少刁钻取闹的老外，引起外交学界的研究热潮，那是后话。
二姐家大口阔：夫妻俩有四个孩子，公公婆婆，加上小姑子的儿子小红，还有我，十张嘴，除了二姐上大学有点生活补助，全靠姐夫一个人的收入。
二姐可能干哪！把这个家安排得仅仅有条、和谐幸福。她一放学就回家做饭洗衣，检查孩子作业，向老人嘘寒问暖，缝缝补补到深夜。每个周六，还不忘让爱人穿上她熨烫整洁的衣服，陪着到小礼堂跳舞，享受一下二人世界。困难时期，二姐把国家定量供应的一点细粮留给老人和姐夫吃，我和二姐吃粗粮。孩子们呢，平常吃粗粮，病了才吃细粮。小红经常喊头疼脑热，把我嫉妒得够呛。
虽然生活拮据，二姐还不忘接济娘家人，按时寄钱寄物寄药品。她知道年迈父母的期盼，每个月两封信雷打不动，绝不让老人失望。
二姐关照娘家人，也没忘了姐夫家老人，并先后资助和培养了弟弟妹妹四人、侄儿侄女两人。
二姐学习、管家两不误。骑车上学背外语，回家途中买粮油，累，但幸福着。
我的外甥女儿婴婴，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活艰难、但充满恩爱的大家庭长大的。二姐两口子把女儿奉若掌上明珠，但从不溺宠。妈妈洗衣服，婴儿总是伸着小手帮着拧干，一有空就去照看弟弟，做这做那。二姐看到女儿勤奋懂事，心里笑着却从不外漏，总是在她睡着了才亲亲她的额头。夫妻俩注意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姐夫爱读书看报，婴儿也爱凑到爸爸跟前指指点点、问这问那。
1954年，我那帅气、风趣的军官姐夫阿民终于请假回家看妻女。刚进家门，就听见有人说话，屋里没别人啊？仔细一听，原来是一岁多的婴婴在说话。她告诉爸爸，屁屁在唱歌。
原来她坐在一个收音机上了！
女儿如此有语言天赋(后被证明)！他抱起她跳起舞来。
小学三年级她参加朗读比赛获了一等奖，被电台约去少儿频道朗读诗词，可把她父母乐坏了，咬咬牙请全家看了场《甲午风云》的电影，每张票价一毛五呢！婴儿的全身照上了那一期的《呐黑丫》(蒙汉双语儿童书刊)的封面，轰动了军区大院和呼伦路小学，我们家族的成员争相传看。
文革中学校不上课，她组织邻居孩子们一起到机关门口去表演，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诗词。
有一次，兵团广播站的播音员走掉了，没人会开播音设备。没了广播，兵团的生活工作节奏乱了。她，一个小不点，偷偷溜进了广播室，一个人琢磨了两天，发现了秘密。第三天，全兵团的喇叭有了动静，响起了小姑娘嘎嘣脆的甜美声音，无数好奇的官兵扭头望向大喇叭，惊喜地打听这谁呀？。
还有一次，我去看她，半天找不到人。有人往天上指，我一看，哎呀妈呀，她爬上了院外的最高电线杆子，在抢修线路。
有一次在我家，她在读英语，我手里织毛衣的线没了，让她帮我缠毛线。她人过来了，手还在拿着书本和笔。缠着缠着，觉得哪里不对劲，再看她：一边读着书，一边把俩脚伸过来，让我往上缠毛线，两不误啊！
1966年，我头一次坐月子，爱人部队不给假，姐姐被斗自顾不暇。年逾花甲的妈妈千里之外来照顾我。可我妈一辈子在大草原，不会上街买东西，我们的生活有问题了。
急得没辙的时候，听见门外喊，“我来啦！” 原来是婴婴，她带来了一大堆肉菜等生活用品。一进家就开始忙乎：给姥姥洗头，给姨姨做饭，还帮助抱孩子。日落前才回家，给两个弟弟做饭吃。前后四十天啊！每天从军区到南门外，全靠走路，不论刮风下雨，每天如此不间断。她就是这样懂事又有责任感的孩子。
二姐是全家的顶梁柱啊！在那个昏天惨地的文革期间，姐夫蒙冤被关几年，她自己也惨遭迫害，受尽摧残，天天低头站板凳，被迫交代罪行。她的坚贞和坚韧，支撑着丈夫和全家活下去。
更大的不幸不期而至：大儿子晶晶被一辆军车碾断了大腿！由于姐夫被审查，医院歧视我们这些黑帮家属，医护人员根本不给认真接骨，造成晶晶腿骨33天没回位，只好再一次打断，重新开刀，钉了十二根钢钉固定。我们姐妹俩陪床，连坐的地方都不给，只好坐在水泥地上，严冬里一件军大衣当被褥，熬过那些不眠之夜。
晶晶在打断骨头重新对接、钉钢钉时，虽然全麻，但效果不好，十一岁孩子那经历炼狱般撕心裂肺的喊叫，惨绝人寰，至今犹如在耳。我透过泪眼，见到二姐咬破了的嘴唇流血不止，抓我手的指甲扎进了我的手心。惨叫声在一个多小时后渐渐弱了，我们在手术室门口等了五个小时，晶晶完全像个死人一样被推出来。要不是有三根输液管还在滴注，我真的不敢相信晶晶还在人间呀！
晶晶手术后的第十天，医院没未经家属同意，就把身带十二颗钢钉、伤口缝了十八针还没愈合的孩子，用手推车推到了我家门口，一放，走人了！我们听到孩子们的哭诉飞奔回家，抱着晶晶那个哭啊！泪水和着血水染红了孩子的衣裤。
二姐把晶晶安顿在自己床边，开始用最原始、最古朴的的蒙古疗伤法：买回一整只羊，连肉带骨头一起剁成小块，炖成浓汤，让可怜的儿子吃喝，每天不断，接连三个月，吃掉了三只整羊。晶晶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了，半年后在二姐和婴婴扶架下，走出家门，到253医院开刀取出钢钉。
孩子的腿保住了，但被造反派抓走的二姐夫阿民仍下落不明。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内蒙和全国一样陷入深渊。每天都听到有人被害死了---那可是四万多个鲜活的生命、内蒙精英啊！
到了1967年，阿民被抓走快一年了，该打听的地方都去了，就是找不到被关在哪里，还在不在世。听人说步兵学校不知为什么一反常态、戒备森严。婴婴说我去看看，便往军挎包里塞满妈妈准备的东西，有肉酱、油茶面和四盒大前门的烟，带上弟弟出发了。
她假装玩躲迷藏，躲在岗哨门后。弟弟装作找不到姐姐大哭起来。一个当兵的走过来，好心地问弟弟，你哭啥呢？
她突然跳出来说，弟弟想进学校去打乒乓球。当兵的说，等会儿，我马上就下岗了，领你们去打。
在路上，婴婴悄悄塞了他两盒烟，大家成了朋友。姐弟俩玩闹、疯跑起来，边跑边不停地互相喊：“晶晶！”、“婴婴！” 还不停地偷着扫描一栋栋楼房每扇窗户，突然看到了爸爸，他正在往外看他孩子们呢！他们默默记住，是三楼第七个窗户。
他们假装玩够了，要回家。当兵的把他们送到大门外。婴婴拉着叔叔的手流出了眼泪。当兵的慌了，忙问怎么啦？婴婴道出实情，把军挎包交给他，告诉了关押爸爸的房间。
此后，这位好心的战士就成了全家的恩人，开始谨慎小心的为我们暗中送药、送信、送吃的。被残害的爸爸不时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吃到一点肉酱补身子，活了下来。
二姐给婴婴一个特别奖励: 一双新袜子。
二姐是一个出色的领导。文革被害患上了头痛和小脑萎缩，她坚强地忍受着一切，从不抱怨，还教育家人不要记仇，个人的苦难比起党和国家所遭受的灾难不算什么。用我们的血泪换来历史的教训，替党和国家交点学费，值了。各民族在一片蓝天下，要各尽所能，亲如一家。我们要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二姐在担任机械工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期间，领着万名工人，投身火热的改革开放事业，将内蒙磁轮打入国际市场，让濒临倒闭的工厂回复了元气，创造了奇迹。
二姐把一身献给了党，献给了亲人。离休后重病期间，她思念子女，但不让他们为自己而耽误工作。临终前，她多想和最为自豪的外交官女儿见最后一面，可是孩子在国外当大使，等赶回来时，她已经撒手人寰，天人两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