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阴阳五行
汉《盐铁论》曾说：“《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可见欲探索阴阳、五行学说的源头，离不开我国现存最早的《易经》和《尚书》这两部典籍。
据说，阴阳、五行之学出现于传说中唐尧时执掌天文、历数和禨祥的官吏。春秋战国时有“阴阳家”，但其著作亡佚，惟在先秦、汉代的经子典籍中，仍可见到一些有关的内容。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立天之道，曰阴曰阳。”“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经》所论及其所演的六十四卦，备言阴阳的诸多变化。
而在《尚书》中，则记载了五行的原委，“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同时，还有五行、五味等论，其对中医学术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尚书·大禹谟》有关“六府”的载述，则与医学上的“六府”之称不无关系。
《春秋左传》有“五行之官”的设制，这是人体“五官”之称的由来。
《礼记》所说圣人作则，“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五行为质，故事可复也”的论述，指出阴阳五行为自然法则。
《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提示阴阳互根，阴阳二气冲和而成物。其思想对医学影响尤深。
《庄子》关于至阴、至阳“两者交通而成和”，以及“寇莫大于阴阳”的记载，进一步阐述了老子之言。
《管子》又告诉人们，古时以阴阳、五行为国家的机要制度，而并非一家之说。此外，《管子》书中还反映了五行、四时与生、长、收、藏的关系，并涉及人体骨、气、皮肤、肌肉、爪甲、血脉等的生长。另关于四时与五色、五味、五音、五气、五数的关系，其说与《内经》相契合。
《吕氏春秋》所记载的有关内容，最突出的是“月为群阴之本”，“月望则群阴盈，月晦则群阴亏”的论述，阐说了阴阳相应的理论。与《灵枢·岁露》《素问·八正神明论》其旨相同。
在汉代的《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诸书中，关于阴阳、五行的记载颇多。
《淮南子》记载古代君王“体太一”“法阴阳”“则四时”“用六律”，以治理境内；以准、绳、衡、规、矩、权为阴阳“六度”，称不易之法。《淮南子·天文训》“阳生于阴，阴生于阳，阴阳相错”，“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以及人的孔窍肢体“皆通于天”，故必“顺天”等论述，亦与《内经》之旨相合。另对于“物类感应”“阴阳同气相动”等，也有较详论说。此外，还记述了五行相胜的规律。
《春秋繁露》对阴阳、五行的论述，反映了汉初今文经学家的哲学思想。其所涉内容，有“天地之气既合而为一，又分为阴阳”，“物必有合，而合各有阴阳”以及“贵阳而贱阴”的思想。在五行学说方面，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莫贵于土”，以及“五行逆顺”等内容。另外，还有因五行相逆而导致的多种常见疾病的记载。
《盐铁论》云：“《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精辟地指出了阴阳五行学说的源头所在，有重要学术价值。
《白虎通》关于阴阳的记载，谓“阳数七，阴数八，男八岁毁齿，女七岁毁齿”，最有医学价值，与《素问·上古通天论》女子七岁“齿更发长”，丈夫八岁“发长齿更”之说相同。书中《五行》篇专论五行，指出五行之“行”为“天行气之义”。又论说了“土旺四季”的缘故，以为“五行更王，亦须有土”，故在五行中最重于土。《白虎通》对于五脏六腑的生理论述颇详，反映了当时对五脏与孔窍关系的不同认识。其对于六腑的认识大体同《内经》，但又补其不足。
《论衡》明确提出：“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五脏在内，五行气俱。”又据《易》理论述了“火金殊气，故能相革”，进一步认为同气相成，异性相割。《论衡》对于病者“死生之期”的判断，与《内经》相同，而本于五行学说。
《潜夫论》指出，西汉京氏《易》以阴阳升降占寒温，“变复家”则以刑赏喜怒论政事，两家不同，这对于研究阴阳学说颇有参考价值。书中有关于骨相、以五行说观气色的内容，对中医望诊有一定参考价值。
不言而喻，先秦、汉代经子著作中关于阴阳五行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从而为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