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相对应的，是人之为人的两个面向。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人类不得不服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比方说，我们不可能像鸟儿那样飞翔，只能像石头一样自由落体，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理性的认识能力，像神那样对超验领域发言，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不自由的。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道德实践者，人类的实践理性是以自由为基础的，它不可避免地要与物自身发生联系。那么，结合人的这两个面向，我们可以把“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述成下面这个问题：“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关于实践理性的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说。
回到《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我们现在已经非常明了康德的工作意图，通过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倒转了认识和对象的关系，确立起了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和能动作用。但是为了真正实现“人为自然立法”这一伟大目标，康德还需要回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个关键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一篇接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