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论与二元论
恩格斯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本原？思维与存在是否有同一性。
人的理性才是真理的发源地，人是真理的主体，真理是内心的自由，这自由出自每个人自身的理性，因而每个人都有希望自己去认知真理，并有希望通过听从内在的理性而参与决定及改进现实。这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基本精神。
道与名器
本体论是对隐含在人性活动最深处的源始思想所作的阐发，是人对存在的一种终极领会。其他种种领会均由之而出。
终极领会因其是可见的文化世界之隐秘的根源，通常不易觉察，不被注意，其有若无，“百姓日用而不自知”。
文明创造活动是终极领会之显现，但这种显现同时也是最大的隐藏。
探明源始思想，其实正是要去找到文化的原动力。作为文化原动力的思想，是源始思想，是作为人对存在之领会的思想。这领会既是思想，同时也是文化生命之情感。
文化的原动力，这个终极领会就是“道”，本体论，就是“论道之学”。
道是藏在文化世界中的最基本的原动力，是在文化世界中生存的每一个个体都受其驱动而不能逃的力量。这原动力作为道，同时就是最崇高的概念。它作为人对自身存在的终极领会，实在是关系着人的文化生命。对终极领会的阐发，是要维系文化生命，使文化世界中的每个成员都有人生的理想作为生命实践的目标，如此，社会才能向理想的状态前进。
名器为“用”，人凭着对这资具的创造、使用，才有文明，才实现文化生命，才高出于动物界之上。由器悟道，是哲学的思辨功夫，是探求器之为器的根据。
道生名器，如何生？从人民的实践生活中生。道就在每个人对自身文化生命的承诺之中，这承诺就是终极地领会人之为人的存在，并决定为这成就，为之实现而奋斗。这是生命承诺。
对道的直接体悟，来自人民生活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自发性，这力量要达到自觉，即要被赋形，也即被制作。众人若承认这示范，引为自己生命奋斗的具体目标，着力推行，名器便由此成功。
制作来自对道的体悟，但这体悟是隐秘的，论道则通过这对这体悟的直接述说，使之自觉，以便制作有所依凭，更为的是避免在制作中因用忘体，见器失道。
器本身有僵化倾向。名器一旦形成，便能规范众人的行为，依此定名分，分利益；继而甚至名器本身也成争逐之对象。器此时不但不能成为行道之资，反而成为对道的阻碍。文明之危机，其实就是这种情况。
对道的体悟，有各种各样，存于人民生活之中，也表现在天才对器的制作上。“百家争鸣”是为了诉诸人民生活之选择。人民生活若在某种本体论学说中认明器的本来精神，从而找到自己的畅行之路，这种学说便会成为思想的主流，成为对道的体悟的主导性的表达，于是“道统”成立。
道统是对道之体悟的思想的、概念的表达，是对名器精神实质的阐发。论道者并不能造诣，即不能造人民生活的文化生命，但能引导，能揭明，使之不致迷失。这就是思想家的平凡与伟大。
每一种道论都不能穷尽道，论道者所论所述，其实是使道之体悟形成理，成为引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道统。名器因此可以循此道统而制，如开出典章制度、知识体系以及养育国民性格。
由器见道统，要用思辨的方法，即找出器赖以成器之根据。任何道统都既明道，也蔽道，与道有所近，有所隔，本体论研究的第一步，是揭示名器所循的文化精神，以便看出文化精神本身的问题，看出它与道之所隔。
新制度的内在精神，即为新的道统。阐发新的道统，是表达对道的新体悟。这是文明危机来临之时的本体论之重兴。思维家对精神传统发生生命的响应，从中阐扬新的文化精神，即对道形成新的体认，让新的体认成为对于由文明危机引发的现实冲突的“概念式”的理解，这就是让那体悟人民生活的思想重返生活世界。唯此，新的文化精神才能够使现实的斗争赢得其自觉的意识，并通过这种自觉意识的斗争而真正地深入人心。
新原理，即新道统，是从世界本身（人民生活）中体会而后阐发出来的，是世界为克服危机、走出冲突与对抗而必须具备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