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以为伯英迁出户口就可以与其他子弟一样顺利在渡口工作。殊不知，因为她户口迁得太晚，错过了前几批的安排时间，单位认为既然伯英户口在口袋里，再想退回上海不可能，于是她只能和几个没工作的子弟一样暂且等待。

      伯英一帮子弟临时住在新搭建的芦席棚里，共同的处境和命运，促使她们互帮互助，加之初来乍到的陌生、新鲜感，日子过得还算平静。“树欲静而风不止”，两个月过去，这些十、六七岁的姑娘们看看工作仍无着落，心中想法自然多起来，耐得住的则罢，耐不住的便独自外出，跃跃欲试。厂里的花边新闻、桃色事件由此开始。

      耳闻目睹的我虽与伯英分开住，但对妹妹的关心程度与上海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伯英一天不工作，我一天不放心，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半吊子的事儿，好比蒸了一锅夹生馒头。论责任，怪谁都不合适，唯独伯英认命。话虽这样说，我仍尽力争取，只要一有空，不计条件、时间，就会搭车到离厂二十多公里的公司、市里去找熟人、托关系，打听招工动向，深更半夜饿着肚子返厂是常有的事。厂里对我的作为表示默认、同情。

      我厂除了老职工有家室外，青年大多是光棍一条，厂里本来女孩极少、稀奇，恋爱、婚姻是一件老大难问题。现在一下子来了十几个姑娘，单身汉借故搭讪、背里打听、伺机窥视、明争暗夺、穷追猛打，无所不有。在我去大田农村和离场宣传不能归厂时，为防意外，我特托张秀珍代为照看。平时我对她的关心、要求较严，人们常说我这个当哥哥的做到家了。

      1953年，国家在上海建了中国第一个工人住宅区——曹阳新村。我家原住在国棉一厂对面的梅芳里，由于妈妈工作出色，第一批搬进了曹阳三村40号1室。大自鸣钟婆婆不久来串门，看到新房、绿化环境，连称惬意，并聊起了常州乡下，讲起妈妈表姐江家生计艰难，说江家一连生养5个孩子，大人身体有病且无劳力种田，近来常缺衣少粮，谁知今年又生了一个丫头，迫于无奈，准备找个好人家送养。父母闻后深表同情，看到自家住上了宽大的新房，每月百十元收入有余，生活过得不错。那时物价极便宜，肉每斤0.3-0.5元，鸡、鸭每斤0.5-0.6元，蛋每只几分钱，蔬菜更是便宜，为此产生了领养江家女孩儿的想法，这样一来可解表姐家难，二来家中添个女孩也热闹些。三位老人商定有婆婆下乡询问，若江家愿意，可在丫头断奶后送到上海。

      听到我们愿意收养，江家甚为这个小丫头庆幸。一年过去，记得是个深秋初冬的清晨，我听到花园外有人喊，一看是表姨和表姐抱着蜡烛包，便忙起身将送上前来的蜡烛包接进家中。可能是我天性喜欢女孩，见到她就高兴，有事无事就围着摇篮转，一会儿摸摸小手，一会儿摸摸小脸，唱歌逗她玩。丫头改名为吴伯英，父母拿出养育费给江家姨妈，江家开始不要，经再三劝说才收了下来。

      家中有三个孩子，既闹猛（热闹）又烦人。父母白天工作无法照看，便请了无锡石塘湾老家的毓珍姐来上海帮忙，直至她与秦政来结婚去石家庄。

      伯英聪明、好玩，随着时间的消失，她先后由托儿所进幼儿园，又由幼儿园入小学、中学。伯英从小与我接触多，尤其在她进入曹阳四村幼儿园的三年中，由于我读的普陀中心小学在幼儿园隔壁马路旁，每天下午放学我都去接她回家。伯英很乖，到时就会早早爬在窗前或站在教室门口张望，一见我出现，便又蹦又跳地一边摆手叫着“大哥哥、大哥哥”，一边出来迎我。路上她总爱紧紧抓住我衣角，生怕甩掉。小嘴不停，一会儿告诉我今天吃了什么，一会又说做了什么游戏，偶尔也会撒娇地要我背她走，嘴里咿呀咿呀地唱着“找呀找，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来握握手……”。她上了小学，我俩还经常一起做“造房子”、跳绳、玩耍摸石子。有时候她会抱张小凳子站在我身旁，叫我替她梳头、扎辫子。如今自己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可闭上眼睛回忆仍是那样的清晰、生动，仿佛是定格的图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伯英模样在变俊俏，理家的才干也逐渐显示，她能干、泼辣、不服输的个性，受人关注。

      伯英到渡口已几个月，单位无着落，户口仍报不上，不光伯英本人急，我做哥哥的更急。厂里是个染缸，又不能将伯英藏在真空中，眼见厂里发生的一系列沾花惹草事情，我一方面安慰她，叫她耐心等待，另一方面，为了能经常出外联系单位，便和一个与伯英一样情况女孩（孙安琪）的兄长孙安国搭档，相互出点子，鼓气，可谓动足了脑筋，费尽了心机。他是驾驶员，出外方便，外面熟人多。在来厂的女孩子中论相貌较好的有葛怡华、张友琴等，伯英也是受看的一个。我这个人接触面不广，交友仅限于孟德、祁德林、徐玉楠、胡顺安、陈仲庆等人。自伯英到厂后，一些原本不打交道、不说话的人有事无事地与我搭讪，东扯西攀，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男婚女嫁本是人生规律，考虑时应讲时间，选个合适的对象，最好是在有了工作，有了经济来源之后再论不迟。面对厂里时时发生的追花扑蝶事件，唯恐伯英亦落此漩涡，我一方面依旧如故，不失时机地为她找工作，另一方面我还有意无意地带她去陈仲庆那里走动，起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这一切全是在不明言，自然状况下进行的。

      陈仲庆何许样人？我又为何有心在伯英与他之间牵线？内中自有缘故。

      仲庆1961年与我一起进上运四场，家住上海曹家渡。父亲是北京人，母亲是无锡人，有一个弟弟。此人聪明，长得白净、秀气，在上海时我与他就有往来，业余爱好生物、花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儒雅。体质差、肠胃不好是他的主要不足。伯英与陈早就认得，走动显得十分正常。言语间察觉到陈对伯英有好感，这对我来讲是件好事，尽管双方从不言明，可彼此接触走动增多，本身即是心照不宣的表现。也许我和陈都在等待伯英有了工作再提及为妥，未公开前相互了解，不失为是理智之举。我的态度、想法通过信件告诉父母，二老果然赞同。

      至于伯英本人如何想，我既没问也没想，只是静候着水到渠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