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否在各种体例的创新中，找到文明建构的更多可能性？
                              建构
                    CONSTRUCTION
                一本好书就是一次展览
                  作为“策展人”的司马迁
                          以“人”为线索
                    以特定“时空”为线索
                    体例创新的无穷空间

        写作之难，在于把网状的思考，用树状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
              ——〔美〕史蒂芬·平克
        早期的写作，都是发生一件事就写一件事，大人物说一句就记录一句。这是把“时间”当成了唯一的写作线索。《理想国》《春秋》都是这样写成的书。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书，只能是记录之书，很难是创作之书。
        司马迁最终创造出了“纪传体”的写法，也就是以人物为主要线索来创作。
        在那个时代，人还不是觉醒的个体，只是国家、君主、宗族的附属物。从人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是一个极大的脑洞。相隔两千多年，我们对这种写法已经太熟悉了，以至于很难体会到这种创新带来的震撼。
        一般我们认为，所谓“纪传体”，“本纪”部分写的是帝王传记，“世家”部分写的是诸侯传记，“列传”部分写的是个人传记。之所以名称不同，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同。
        但是，战略学者王鼎杰说，这是对司马迁本意的窄化理解。他认为——
        “本纪”主要负责记录文明秩序的溯源和变迁。只要是主导了某个时期天下秩序的人物，都可以写入“本纪”。这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项羽、吕雉没有当皇帝，但也被写进了“本纪”。“本纪”是中华文明演化的主干。
        “世家”记录的是地域的开拓与家国的绵延。所以，无论是周朝分封的诸侯，还是汉朝分封的世家大族，都被写进了“世家”。有趣的是，孔子和陈涉这两个人，并不是受封的诸侯，为什么也进入了“世家”呢？因为他们是重要文明支脉的开拓者。所以，“世家”是中华文明伸展出去的枝条。
        “列传”记录的则是个体的觉醒与人性的光辉。为什么《伯夷列传》是“列传”的第一篇？不仅是因为他们品德高尚，更重要的是，这两兄弟本来是孤竹国的王子，因为不愿意卷入继承人纠纷，所以主动离开了自己的家族，浪迹天涯，也就成了最早彻底挣脱家族和地域束缚，实现个性觉醒的代表人物。七十篇“列传”，每一篇都是中华文明结出的人性果实。
        三种篇目合起来，就是中华文明主干、枝条和果实的一张全景图。

        “纪传体”体现出来的创新力是惊人的。此后两千多年，二十四史的作者，再也没能跳出这个体例。
        优秀的书籍体例创新有两重作用：一是封死了一部分想象力，二是打开了一部分创新空间。有了《史记》，官修正史，只能沿着司马迁开创的道路往前走。但是，有雄心的史学家还可以另辟蹊径，于是就有了《资治通鉴》对编年体的复活，以及南宋袁枢首创的“纪事本末体”。

        为什么书籍的体例创新这么难？因为它和人类的信息本能正好相反。
        人的本能是搜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在上古时代，多提升一点对环境的感知能力，人的生存概率就大一点。早年写书，也是在这种本能的驱动下，要尽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塞进更多的信息。比如，《春秋》是编年体史书，只记载了史实的大略。后人就往里填补更多的内容，于是就有了《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

        这和我们今天的媒体是一样的。一件事，会衍生出快讯、现场直播、综述、评论等新闻形态。受众也会追着看，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当然，这也造成了巨大的信息噪音。
        而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内容形态，我们称之为“展览”。
        和“媒体”相比，“展览”的努力方向正好相反。展览不要全部，它“要在充斥着信息噪音的洪流当中，挑选出一小部分可以感知的东西，赋予它意义，创造出一个小世界”。

        泰戈尔在《流萤集》里说过一句话：“美懂得说‘够了’，野蛮吵着闹着还要更多。”
        “展览”就是一种很“美”的内容创新方式。它不要更多，而是在有边界的时空里，选择很少的几件展品，为每一个展品赋予意义，在展品之间构建观赏的动线，借此来表达一个宏大的主题。
        大英博物馆是“展览”，奥运会是“展览”，《史记》也是“展览”。
        司马迁，其实是中国第一代“历史策展人”。

      “策展”是一种用少数个体，在有限时空中呈现意义的艺术。先接受约束，然后顺势就能打开一个巨大的自由空间。
        写书也是一样。不同的约束条件，通向不同的体例创新。

        比如说，游记类的作品，像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横越美国》这样的名著，历史上有很多。这类书很难写，因为一趟旅行见闻太多，选取什么材料，呈现何种感受，都是大难题。
        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创新的写法：作者先去锚定一个历史名人，最好是著作丰富的人，然后把这个人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这样写出来的书，就会出现多重张力：既有书本知识和实地见闻之间的张力，也有不同时代之间物是人非的张力，还有两个不同观念、背景的人感受之间的张力。

      还有一种创新的写法，是把笔触约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
        其中最著名的应该要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了。
        不仅时间可以当作一本书的约束条件，空间也可以。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的《趣味生活简史》。
        把那么多的史料，集中放到一个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的“火药桶”里，加压、点燃、爆炸，升空的一定是绚烂的烟火，给我们带来的也一定是畅快的阅读体验。
      这就牵涉到一个话题：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约束条件”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对创新力的毁灭吗？
        其实不是。正如西方古典戏剧的“三一律”规定：一出戏，必须发生在同一个地点、同一天之内，讲述同一个主题。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则？说到底还是因为当时剧场简陋，不太方便换舞台布景。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剧作家都要遵循的约束条件。
        但是，像莫里哀的《伪君子》、曹禺的《雷雨》，都是按照“三一律”的规范创作出来的。如果事先不知道“三一律”的存在，看到在如此精巧的结构之下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剧情容量，我们更加会为之喝彩。
        书籍体例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
        这种创新，不仅带来了形式上的变革，更重要的是，它往往也是对内容的重塑。
        有些经典著作，因为时代背景的变化，已经不适合今天的人阅读了。比如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
        但是有一本奇书，叫《21世纪战争论》，作者是英国人克里斯托弗·科克尔（Christopher Coker）。这本书完全丢开了《战争论》原书里的篇章结构、技术背景和具体措辞，只揪出了作者克劳塞维茨本人，为他设想了几个发生在当代的虚拟场景：如果一所军事院校的学生正在上课，克劳塞维茨一推门进来了，他会怎样参加今天的军事理论讨论？
        做这样的体例创新，需要作者有非常的胆略。
        他既得真的读懂了《战争论》原著，还得把其中的观点做原则抽象，还得对当前最新的军事前沿问题有起码的了解，还得把200年前的旧理论应用到这些新问题当中。
        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学习一个人，不仅要知道他是怎么说的，更要知道他如果处在我当前的情境下会怎么选择。

                          书单
                      BOOKLIST
        你会在这些做出重大创新的书籍中感受到建构的价值：
        《趣味生活简史》〔英〕比尔·布莱森，严维明译，接力出版社2017年版
        《魔鬼辞典》〔美〕安布罗斯·比尔斯，李静怡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米拉的猜想》〔英〕安格斯·班克罗夫特、〔英〕拉尔夫·费弗尔，金芳旭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1年版
        《福楼拜的鹦鹉》〔英〕朱利安·巴恩斯，但汉松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杨潇，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