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乡党第十》01：圣人就是长大的小孩儿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论语·乡党第十》中的文字，多是对孔子行事细节的描述。

孔子生于陬邑昌平乡，后来迁居曲阜阙里，阙里又名阙党。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乡党是对于孔子相关的两个地名的统称。因此，《论语·乡党第十》是对孔子起居期间的概括性描述。

谚语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民间说得更通俗一些——“本地神仙不灵”。对于日常相处的人而言，即便是一个圣人，也很难让身边的人感受到他的神圣。反倒是与我们有一定时空距离的人，反而能被传扬的神乎其神。

孔子在乡、党（昌平乡和阙党）时，同当地的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对于孔子身边的人们而言，他们看到的孔子温恭信实，和邻家老头没什么分别，一点也不会抢风头，也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倒像是一个笨口拙舌的木讷的人。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然而到了宗庙朝廷之上，孔子反而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只不过还保持谨敬而已。

看了孔子在乡党和宗庙朝廷上的不同表现，我们一定是感慨万千的。今天，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在私底下是个话痨，真让他当着众人面说些什么时，反而一言不发的孩子，到处可见在家人面前头头是道、侃侃而谈，到了社会上反而变得木讷到笨口拙舌程度的成人。

这样的孩子也好，成人也罢，一句话概括——都是不成熟的。

感受了孔子在乡党和宗庙朝廷间的不同表现，我们发现圣人是什么？圣人就是长大的小孩儿。

一、在乡党

目标人群：父老乡亲

相处重点：孝亲敬长，睦邻友好

理想表现：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基本原理：在乡党的重点是“孝悌”，“孝悌”的关键在“敬”。《弟子规》讲“尊长前，声要低”，实际上就是以孔子的行为方式为法则。在孔子看来，在父、老面前，晚生后辈是不便于事事争先的。必须像“鄙夫”一样，空空如也，才能虚其心而有所得。对于乡亲而言，重要的不是你有多能说，而是你所说的话有多大的可信度，重要的在于你能否赢得大家的信赖。

正因为如此，温良、恭顺、可信、实诚才是最好的表现，谦卑恭顺，不在言辞上争先，不在父、老面前显己之能才是最佳的态度。

二、在宗庙朝廷

目标人群：君王臣属

相处重点：忠君爱民

理性表现：便便也，唯谨尔

基本原理：在宗庙朝廷的重点是“为人谋”，“为人谋”的重点在“忠”，忠诚于人，忠诚于事。“为人谋”的忠，体现在忘我、无我上。竭尽全力，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全力以赴、舍生忘死。

孔子曾经讲过鲁大夫孟之反的故事，话说有一次鲁国军队打了败仗，众人乱作一团，惊慌溃逃，孟之反从从容容的在后面殿后，以保全国家军队。等到军队逃离危险境地，孟之反在将进城门时用鞭子抽自己的马，对大家说：“不是我想在后面殿后，实在是我的马不听使唤，不肯卖力跑”。

这个孟之反绝对是为人臣子者的表率。在宗庙朝廷上，最理想的表现便是不爱惜自己的羽毛，让君上对事情有个清晰、科学的判断。当然了，还要保持谨慎，与同朝为官者保持基本的和睦。

《论语·乡党第十》02：在哪儿的山上唱哪儿的歌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圣人就是长大的小孩儿，小孩子私底下侃侃而谈，到了公众场合却哑口无言。圣人正好相反，与乡党相处“似不能言”，到了宗庙朝廷，却大大方方“便便言”。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那天下的圣人肯定是一抓一大把了。

以朝堂上为例，我们看看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场景一：与下大夫言

周王室和诸侯国的大夫有上、中、下之分，《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晋国之法，上大夫二舆二乘，中大夫二舆一乘，下大夫专乘，此明等级也”。也就是说，作为等级最低的大夫，与上大夫相比，待遇上还差着一大截。

在君王尚未到朝堂之前，孔子与下大夫说话时——侃侃如也。“侃侃”是和乐的样子，也就是说孔子与下大夫私聊时，轻松和乐。

场景二：与上大夫言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有“拜相如为上大夫”的记载，蔺相如就做过赵国的上大夫，那是比将军更尊贵的官职，在朝堂上，通常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对国家的重大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君王尚未到朝堂之前，孔子与上大夫说话时——訚訚如也。“訚訚”是中正而有诤貌，也就是说，孔子和上大夫私下里说话时中正而有诤辩。

场景三：君在

君王视朝后，在君王在场的情况下，孔子又是什么样的呢？

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踧踖”是恭敬的样子，“与与”是徐徐的意思。“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要放在一起，才好形容出孔子的状态。那便是——恭恭敬敬但又威仪中适，不紧张也不松弛。

圣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千多年后，中兴儒学的王阳明讲“心随境转是凡俗，境随心转是圣贤”。

圣人是那些可以用自己的心境来影响和改变环境的人。

君王尚未临朝，下大夫在朝堂之上常常是气场较弱的一批，他们战战兢兢，畏首畏尾，要揣摩朝堂上所有人的立场，朝堂上哪一个他们都惹不起。正因为如此，如果要让下大夫充分发表意见，首先要做的便是让他们放下负担。孔子的“侃侃如也”便是这个作用，用自己的和乐，唤醒下大夫的轻松自在。

上大夫在朝堂上则是气场较强的一个人群，他们都是某个方面的主脑，掌握一定的资源，或者财大气粗，或者实力雄厚，或者掌管生死。因此，在与他们相处时，孔子訚訚如也——中正而有诤辩，既保持中正威严，又据理力争。如此一来，这些上大夫便会明白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朝堂之上自有高人，在展开讨论时，便不至于以势压人。

至于君王临朝后，在君王在场的情况，孔子踧踖如也，与与如也。此时，孔子要成为的是君王眼中的侍君以忠者，众臣眼中的好范本。恭恭敬敬但又威仪中适，不紧张也不弛懈，大概便是最好的状态了。

下大夫和孔子聊过，变得更轻松了，上大夫和孔子聊过，更慎重客观了。君王到场后，所有臣子最好的状态便是——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了。而这一切，皆由孔子的做法、心法而生，这大概就是“境随心转”吧！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唱到哪里，都让人心里亮堂堂的。这便是孔子，这才是圣人。

《论语·乡党第十》03： 说点高级的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攫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论语·乡党第十》是对孔子生活的描写。这一类的描写和对这一类描写的解读，是件很麻烦的事儿。后来佛教有“不立文字”的说法，强调口耳相传、心领神会。其中，最著名的佛教公案便是释迦拈花，迦叶微笑了。

为什么说对孔子生活的描写和对这一类描写的解读是困难的呢？

因为孔子的言行堪为世范，他老人家的言还好说，一方面他老人家讲究“述而不作”，没有出处，没来由的话很少讲，另一方面，他老人家的话在《论语》中都有客观的记录，发生变形的机会很少。

难的是孔子的行，特别是他老人的行是“行为世范”的行，也是与他的思想、精神相呼应的“言行一致”的行。从这个意义上讲，描写孔子“行”的文字稍欠准确，或者对这些文字的理解稍有失真，读者的想象世界里便少了一位具体鲜活，值得敬仰的圣人。

白居易写的《琵琶行》据说是中国诗歌历史上最传神的关于音乐的诗歌，今天我们读来，依然会觉得不过瘾，不透彻，如同隔靴挠痒一般。孔子的弟子们所录的《论语·乡党第十》，也传神不到哪里去。即便是找今天演技最高超的演员来按照这些文字复原孔子的状貌，恐怕也是万难的。就连南怀瑾先生，都绕开这些文字，在《论语别裁》中，含含混混的用几百字一带而过。

说点高级的——今天的年轻人到底应该从这些文字中汲取些什么？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攫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这段文字是对孔子为君傧相时容止的描述，聚焦到以下几个关键要点上：

一、色

“色勃如也”，钱穆先生认为是“变色庄矜貌”。关于“色”，明朝大儒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有“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的描述，清人李毓秀的《弟子规》中有“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的章句。明清两人所言的“色”都是面部表情为代表的容止感觉。

钱穆先生的说法可以“姑妄听之”，即便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比之更贴切的对于孔子当时容止状貌的复原文字，还是可以从这个“色勃如也”感受到孔子因为做了君王傧相而迅速在容止状貌上的调整和改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物资极度匮乏，即便如此，每个人还是能有一套在庄严场合穿的衣服。平常邋里邋遢的一个人，遇到重要的场合，马上将那套压箱底的衣服翻出来，一瞬间便像变了一个人一般。这以场景大概和孔子的“色勃如也”差不多。

二、足

“足攫如也”，同“色勃如也”差不多，描述的是孔子在作为君王傧相时，手、脚步发生的变化。

有人将“足攫如也”理解为跳跃或快步走，钱穆先生认为是临深履危，举足择地而下。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估计钱先生当年没少看戏。那些饰演大人物的名角上台时，都会有这么一段步履上的亮相，踩着一定的锣鼓点，像踩梅花桩一般，择桩下脚。

孔子当年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谁也不敢铁口直断了。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孔子因为做了君王的傧相，特别是在做傧相期间，脚底下的步子发生了不小的改变。

三、揖

“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

对这段话最简练的解释应该是李毓秀的《弟子规》了，“揖深圆”大概便是则圣人行的一种具体体现。“襜如也”是对前面孔子一连串的动作之后的整体描述，“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整套动作下来是整齐不乱的。

这就像我们看一个武林高手练拳，过程中虎虎生风，如行云流水一般一气呵成，到了最后的收势，居然稳稳当当，气息不乱。当然了，孔子是君之傧相中的高手，自然也有不俗的表现。

四、进

“趋进，翼如也”。

《弟子规》中讲“进必趋”，孔子的“进”如鸟舒展翅膀一般，让人看着舒服。

五、退

“宾退，必复命”。

作为傧相的孔子是君王招来担纲此职的，所以，不辱使命后，一定要有所回复。

中国文化中讲善始善终、以终为始、有始有终就是这个意思。“宾退”，君之傧相的使命便告一段落。就像工作小结一样，是要画个句号述职的。

六、复

孔子所复——“宾不顾矣”

作为傧相，代替君王礼送来宾。回来复命时，孔子说：“来宾已经不再回头了”。

有过醉酒经验的人，都有类似的体验。两个“酒鬼”喝到忘乎所以，最后还要惺惺相惜，相互体贴关照，以显示自己还没有完全醉掉。常常是你送送我，我送送你，直到其中一方放弃为止。

孔子做傧相，似乎总是最后的那个“赢家”。

坚持到最后的“酒鬼”，是直到来宾不再回头还礼了才回“家”向君王复命的的那个！

《论语·乡党第十》04：登堂入室的孔子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哪个导演真要导演这么一出——登堂入室的孔子，可够他忙活的了。

一、入公门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公门，古代指的是国君的外门，也有代指官署、衙门的。《礼记·曲礼上》：“国君下齐牛，式宗庙，大夫士下公门，式路马，乘路马，必朝服。”

尽管说法不一，但公门的高大庄严是无可争议的。

孔子在进入公门时，谨敬自敛曲身而入，好像公门的高度不够一般。“如不容”当然不是说孔子个头高大威猛，也不是说公门不够高。今天，我们经过那些设计不太合理的建筑，头顶有个需要低头才能进入的悬梁，每一个经过的人都会相互提醒“要小心哟”，每一个人都有意识的低头小心而过。

孔子所经过的公门高大的很，但孔子会像过低矮的门一般谨敬小心，自敛曲身而过。并且有意识的不在门中间停留，也不把脚踏在门限上。

公门之下，孔子所为，只有一个原因，那便是他心存他人。一是心存过公门之君，二是心存过公门之僚属。心有他人才会不在公门中间停留，以免影响到他人。今天我们看一些老领导，到了一定的年龄，赶紧把位子让出来，实际上便是“立不中门”的拓展性运用。此外，心有他人才会“行不履阈”，不把脚踏在门限上，同样是心中有他人的外现，以免弄脏了自己和他人的衣服。拓展来讲，不把自己所在的位置搞臭，其实就是身处公门的“行不履阈”。

二、过位

“过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据钱穆先生考证，古礼中君王每日在治朝与群臣揖见，君王所立之位是固定的。“过位”，就是经过君王治朝时所立之位。

孔子经过君王治朝所立之位时，容色必变，抬腿落地似择地而行，说话如有所保留一般。

孔子有“祭如在”的思想，农村有“敬神如神在，不敬无妨碍”的说法。孔子经过君王治朝所立之位时，就像君王站在那里一般，孔子所敬恰是君王之敬。

三、摄齐升堂

君王每日在与群臣揖见之位与群臣互相致礼后，到路寝与群臣议论。“摄齐升堂”所说的“堂”便是君王与群臣议事的路寝。摄齐升堂是提着衣摆来到路寝，唯恐有所闪失。提衣升堂时，敛身屏息，像没有呼吸一般。

四、出降一等

“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

等到退下堂之后，下了一级台阶，颜色便舒展自然了，怡然有自得和悦之色。

五、没阶

“没阶，趋进，翼如也”。

“没阶”就是下完最后一级台阶，来到平地。这个时候，孔子会快步趋走，像鸟张开双翼一般，得体的迅速离开。

六、复其位

“复其位，踧踖如也”。

等到再次经过君王揖立之位时，孔子会再次肃然起敬。

登堂入室的孔子，张弛有度，行动、做事恰到好处。

《论语·乡党第十》05：孔子的成人职业学校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执圭”，圭，是作为信物的玉器，春秋时期，聘问邻国，使臣执君之圭为信物。钱穆先生考究，聘礼所执圭长八寸。

孔子在鲁国为官时，不曾有过代鲁国国君聘问邻国的记录。整部《春秋》之中，也没有类似的记录。

孔子博闻强记，遍读春秋以前的各种文化典籍，编订《礼记》《春秋》等五部经典。虽然可能没有直接作为使臣执圭聘问的经历，但以其渊博而被当世人看作是“活字典”却是经常的事儿。《礼记》中便有许多人向孔子甚至向曾子或子游讨问礼的细节的记录。

《史记》记载：“孔子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至于孔子有没有在大树下教弟子们如何执圭聘问，司马迁没有讲清楚。几百年的时光，未必就能帮助司马迁把孔子看得更真切些。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大可把《论语·乡党第十》看作是孔子所办的成人职业学校。

站在春秋的历史方位，看周朝的礼乐制度逐渐式微，在感慨礼崩乐坏、江河日下、世风不古的情况下，孔子为什么就不能教人如何穿衣、走路，如何执圭聘问呢？

把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做得像个样子，这大概便是孔子所办成人职业学校的初衷吧。他本人或许没有作为君王的使臣去执圭聘问的机会，但他的三千弟子之中，终归还是有人有这样的需求的。

执圭之礼当如何呢？

一、执圭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

执君之圭时，当谨敬自敛如同君王在侧，执圭之身像不胜其重的样子，执圭在上像和人作揖一般，执圭在下像授物于人一般。面色战战兢兢，两脚像迈不开步，如同循着一定的轨迹前进一般。

今天，执圭聘问的细节已经没有多少用场了，但我们看奥运会等重大场合的颁奖仪式，看那些不同的颁奖嘉宾，不同的领奖运动员，还是能从中找到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运动员或颁奖嘉宾。

认真对照一下的话，执圭聘问之礼或许能成为一种参考。颁奖嘉宾和运动员身上，多一分“鞠躬如也”，颁奖典礼的仪式感便增强一分，颁奖典礼本身的意义便深刻一分。

二、享礼

“享礼，有容色”。

等到了享礼环节时，脸上便有了自己的颜色。

执圭聘问是代君执圭，代君如君王在侧一般。聘问完毕，开始献物，这个时候，使臣才能做回自己，可以依照自己的行事风格便宜行事。所以，到了这个环节，可以在容色上有自己的立场和色彩。

三、私觌

“私觌，愉愉如也”。

“享礼”是奉上国礼，“私觌”是奉上自己的“心意”。

在“享礼”之外，有“私觌”，足见使臣自身与所使国家国君是有适度的交情的。

春秋时期，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实际上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甚至有德行的名门之间也是相互仰慕的。有一次，孔子谈到卫灵公的无道，季康子问无道之卫为什么没有亡国。孔子告诉他，卫有仲叔圉接侍宾客，祝鮀管治宗庙祭祀，王孙贾统率军队，这样的格局不变，一时半会儿是不会亡国的。

支撑一个国家的不仅仅是君王本身，还包括那些国之重臣。代表君王执圭聘问的外交官，也是这样的重臣。春秋时，有些国家名存实亡，正是因为这些重臣的努力才勉强为国家赢回了点儿尊严。

“私觌”，不是用国家的力量强化自己的私谊，而是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为国家赢得机会和尊严。

《论语·乡党第十》06：穿衣打扮有讲究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前面几段讲的都是人的容止，关于容止实际上是个大学问。民间有种说法，三十岁以前的容貌看爹妈，三十岁以后的容貌看自己。日本演员树木希林讲，涵养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化妆品。一个人的容止，除了跟遗传有关外，还同他的修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弟子们对老师言听计从，也很难真正做到孔子所倡导的样子。

还好，接下来讲到了穿着，这倒是个人人都可以取法、实践的领域。

《论语》所载，是相当讲究的。以《论语·乡党第十》为例，前面讲一个人的容止时，除了开篇“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外，一改动辄“子曰”之风，孔子似乎一下子被隐藏起来。然而，跨越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读者还是能隐隐然感觉到所记容止，俨然就是孔子的容止，所倡穿着服饰，实际上就是孔子的穿着服饰。

《论语·乡党第十》中，孔子为什么要“隐藏”起来呢？

孔子思想深处，有个根本性的观点，那便是各安天命，要讲秩序。他特别提到“毋期、毋必”，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自己的样子。孔子将自己隐藏起来，就是希望弟子们从自己的教学中体会到秩序，同时保有个人的独特性。

一直讲到衣着服饰，考虑到衣着服饰带有一定的机械性，孔子才从暗处走到明处，讲明自己的主张。即便如此，仍然采用的是“君子”的口吻立言。完全没有权威的以势服人。

一、着装的颜色

“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

君子不用青中透红或黑中透红做领、袖的镶边，红色和紫色不用来做平常家居的便服。

看完这样的阐释，我们内心首先升腾起的便是为什么？

这当然是因果逻辑在作怪，凡事我们都想找到原因。实际上，所谓的道理不过是解决从前具体问题的经验。伴随从前问题的解决甚至从前问题的消失，这些道理开始以没道理的身份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之中，却也不是能够马上就轻易更迭的。

比如，红色和紫色实际上是春秋时期朝服的颜色，在平常家居时，你穿的像上朝当然不合适了。到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两千多年前的朝服是什么颜色了，但因为家居不着红色和紫色已经变成一种传统，渗透在民族的血脉之中了。我们今天仍然会觉得身着大红大紫的人有些俗不可耐。

二、着装的体面

“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

天热的时候，在居室内可以着葛布小衣，一旦要登堂入室，要出门办事，还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

说到这里，我们经常以西方人的自由浪漫为“师”，认为人家想怎样穿，就怎样穿，绝不端着。实际上，真正去观察那些“洋人”，但凡有点素质的，都会在公众场合打扮的人模狗样，绝对不会像好莱坞电影中宣扬的那样随便。

当着装的冷暖和体面相冲突时，孔子重新回到服装对于人类文明的推动上去，采取尊重体面的原则。

三、着装的搭配

“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

这里主要说的是搭配问题。中国有个成语叫“锦衣夜行”，意思是说衣服的质地再好，品质再高，如果放在不恰当的场合，同样显现不出价值来。

古人穿兽皮，不像今天是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兽皮之于古人，实际上就是御寒的一种方式。所以，古人会在兽皮之外，再着一层布衣。从实用角度讲，远比直接穿在外面显摆要经济的多。

黑衣配羔羊皮，白衣配鹿皮，黄衣配狐皮。居家穿长款，出门短打扮，右边的袖子要收拾得利索一点，以免右手做事时误事。

四、基本的保暖

“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

说到睡觉的问题，孔子是有一套“双标”的。他老人家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到了这里，他又倡导人人都应该有套睡衣，能够长过上身的一半，盖上自己的膝盖。

前者是精神超脱物质，后者是对物质的基本期许。

至于“狐貉之厚以居”则是四十岁以后的人才会体会到的，身体零件逐渐老化后，必要的保养能保持其降低损耗，从而能够更好的运转。对古人而言，最好不过是有个皮的坐褥了。北方苦寒，防个腰腿疼的功能还是有的。

五、着装的场合

“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除了居丧期间外，其他时间衣带上可以佩戴各种玉佩。古人以玉比德，同时，不同身份、年龄的人，会有不同的配饰。古君子的配饰和今天的党徽差不多，起一种亮身份的作用。相当于品德公示，配上相应的配饰，便要有相应的言行举止，有相应的德行。

除了朝祭使用整幅的帷裳外，其余时候所穿的衣裳，都是斜幅缝制的。资源匮乏，但朝、祭之服还是很讲究的，不仅材料、颜色、质地讲究，连工艺都是如此。

吊丧不穿黑羊裘，不戴玄色帽子。固定的国庆日必然穿着正规朝服去参加“升旗仪式”。

《论语·乡党第十》07：齐不齐，一把泥

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齐，多数情况下都被看做是“斋”字的替代。古人临祭之前必有斋。

“明衣”，有两种解法，一是“衬身内衣”，相当于今天的衬衣；二是沐浴之后的浴衣，取义明洁自身之衣。

如果解释为“衬身内衣”的话，多少有些牵强，不斋戒的情况，古人就不穿衬衣了？显然，这种说法是说不过去的。至于沐浴之后的“明洁自身之衣”，多少也是有些牵强的。毕竟，浴衣也是常用之衣。

民间有句俗话叫：“齐不齐，一把泥”。

意思是说，本来是很讲究的事情，到了最后关头，便不必机械刻板的讲究了，含混着过去就好。

孔子当然不会取这样的态度，《论语》讲：“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所审慎看待的事情之中，排在第一位的便是“齐”，也就是临祭之前的斋戒。

一、明衣

“齐，必有明衣，布”。

意思是说，临祭之前的斋戒，必有明显区别于平时的专用服饰，材质最好是布的。

衬衣也好，浴衣也罢，都不足以和平常的生活起居区别开，所谓“明衣”，一定是有所区别的专用之衣。所谓“丧尽礼，祭尽诚”，就是要在临祭之前，通过服饰的变化，提醒斋戒之人，守好斋戒的规矩。

我们在武侠小说中，经常读到这样的细节。一般的人物经过虔诚的闭关之后，常常会功力大增。闭关本身，实际上就是自己与自己对话。通过服饰的变化，改变自身，从而改变自心，客观来讲，也算是一种捷径。据说，苹果公司之前的老板乔布斯，每个新品研发上市之前，都会把自己关起来“斋戒”一段。

至真至诚的斋戒从“明衣”开始。

二、变食

“齐必变食”，意思同“明衣”差不多，都是为了将临祭之前的斋戒与日常起居区别开来，通过饮食衣服的变化，引发人内心的变化。

“齐必变食”到后来有了各种各样的发挥，比如忌食葱、姜、蒜、韭菜等调味品，忌饮酒等。沿着这样的思路，掌握话语权的人可以将这张禁忌清单继续拉长。

实际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度的，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在遵循道理的情况下反而是“百无禁忌”的。忌食葱、姜、蒜，韭菜，本身不会有什么科学上的道理，只不过是把正常起居生活时的口味变清淡而已。通过清淡饮食来恬淡自己的心境。中国的中医之中，有许多“齐”文化上的体现。比如药引子，许多药引子本身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是为了让人更容易接受药物本身，让药物更容易被身体接受和吸收罢了。服用中药期间，也会有饮食上的禁忌，两种禁忌的目的差不多，都是试图通过清淡饮食来改变人先前的生活习惯和节奏，以达到康复身心的目的。

三、迁坐

“居必迁坐”是说斋戒时，要改变日常的居处。

古人守孝时，是要在墓地附近就近结庐的。一方面是为了拜祭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隔绝外在不必要的干扰。

人是环境的动物，难免受到环境的影响。后来的道学先生讲“居必迁坐”是为了清静内心，避免妻妾对斋戒者的干扰。实际上，在明清的小说之中，不乏明着守孝，暗度陈仓的例子。斋戒本身，首先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发自内心的斋戒，才会通过“明衣”、“变食”、“迁坐”的方式来达成心灵的净化与升华。反之，如果想靠外在的约束来迫使人内心发生改变，种种匪夷所思的怪事情便会接踵而来。

今天，我们在讲转变作风时，强调办公面积、接待标准、规模。实际上同“明衣”、“变食”、“迁坐”异曲同工，都是试图在内心转变的同时，通过外在的改变与内心产生共鸣和呼应。

“明衣”、“变食”、“迁坐”，才是应有的临祭前斋戒的做法。如果没有这些，便是“齐不齐，一把泥”。

《论语·乡党第十》08：饮食的讲究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恶臭不食；失饪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关于《论语》，有许多神乎其神的说法。比如“半部《论语》治天下”。传说赵普辅佐赵匡胤坐上皇帝宝座，靠的就是半部《论语》。每次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赵普都会将自己关进小屋，拿出那半部《论语》来翻看，翻着翻着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说句玩笑话，半部《论语》之中，数《论语·乡党第十》好用，人日常的容止、衣着、饮食，全部讲得清清楚楚。比照着做，差不多就是半个圣人。后来的儒生有钻牛角尖的，常常以终其一生践行《论语》一言为荣。据说，有个脑袋瓜灵的开玩笑讲自己居然践行了“两句”，引得同窗们敬慕和艳羡。当然了，这是个笑话，这厮践行的便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两句。

其实，关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有两种说法，一是对于饭食要不厌其精，对于脍肉要不厌其细。钱穆先生的说法更标新立异一些，他认为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吃饭不因饭米精、食肉脍得细便多食。

对这两种说法，兼顾着理解，或许应该算是君子饮食的总原则了。

紧接着，在这条总原则外，又一口气写了十二条原则。

一、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

饭食因湿伤变味，鱼烂了，肉腐了，都不能吃。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为一口吃的而忙碌不已。因此，历来便有重视饮食的传统。特别是南方人，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没有他们不敢吃的。所以，在孔子看来，正像“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样，虽然饮食紧缺，还是要有所不食的。

对于君子而言，第一个“不食”原则便是腐败变质。

二、色恶，不食

食物失去正常的颜色，便不要吃了。

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两条原则，一是要各守本分，各安天命，要讲秩序；二是谁都不要欺负谁，要讲仁义。食物失去了正常的颜色，便失去了食性，君子是不吃这种变色的食物的。

三、臭恶，不食

食物失去正常的味道，不能吃。

《道德经》中讲“五味令人口爽”，不同的食物有不同的味道，食物如果失去了正常的味道，便改变了食物本身的性质，君子也是不吃这种变味的食物的。

不知道孔子他老人家活到今天，能不能经得住徽菜中臭鳜鱼，长沙菜中臭豆腐的诱惑。

四、失饪，不食

“饪”是烹饪的意思，“失饪”是烹饪不当，过生或过熟的意思。

食物在烹饪的过程中，如果过生或过熟，便会改变食物的性质。化学中有“变性蛋白质”的说法，蛋白质在加工过程中如果失当，是容易转化成致癌物质的。

孔子应该是最早的防癌专家。

五、割不正，不食

单纯从饮食的角度看，这个就更苛刻了。

“割不正”实际上是对割截的失当处理。古人割截食物皆有定数，割截不当实际上是对割截长度的轻率和疏忽，对于君子而言，是不愿为之的。割截在最开始时，实际上是一种食物分配。按照尊卑、长幼，众人皆有定数。心存不公，定数便乱，乱掉定数的割截便是“割不正”。对于这种“割不正”的食物，君子是不屑于食用的。

六、不得其酱，不食

古人食肉时用酱，各有所宜。久而久之，便有固定搭配。这种固定搭配被赋予“礼”的意义。

中医讲究主副，讲究君臣，讲究表里，讲究虚实，都是这种固定搭配的象征。食物也是如此，违背了相应的固定搭配，君子是不屑于食用的。

七、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

宴席上，肉虽然多，但是食用时不能超过主食的量。对于酒，没有规定的定数，但以不乱心智为重。《诗经》中有对饮酒的专门描写，一般情况下以三杯为适宜，事不过三，只不过古人的酒器可能会大一些。

八、沽酒，市脯，不食

“沽酒”同酤酒，是发酵不充分的酒。在钱穆先生看来，是只做得一夜的酒。酿酒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甲醇，如果处理不当，是会对人的身体造成伤害的。

“市脯”是街市上卖的肉脯，因为不明来历，不知是什么做的，因此，君子也不食用。还有一层，佛教有三净肉的说法，所谓的不见杀、不亲杀，不为己杀。中国古人讲“非祭无肉”，也就是说，只有在大型祭祀活动时，才会有用以祭祀的肉。祭祀活动结束后，众人才能分上一点祭肉。君子常常是“非祭肉，不食”的。

九、不撤姜食，不多食

吃肉不吃姜，身体不健康。古人老早便发现了姜在消化过程对于肉食的助消化功能。并且，姜本身还有去腥的作用。

在宴席上，吃完了主菜，姜碟子会留着不撤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多吃。

十、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最后一条原则是分享。

如果到别人家助祭，拿到人家分给的祭肉，不过夜便要与他人一起分享掉。

如果是自己家里的祭肉，虽然知根知底，也要在三天内吃完分完，过了三天，便不要吃了。

十一、食不语，寝不言

没什么好讲的，君子吃东西、睡觉时没那么多话。

不像今天，大学生在宿舍才好开个卧谈会。到了社会上，好像在一起吃个饭，才好联络感情，两杯酒下肚，才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十二、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即便是粗饭、菜汤，瓜类，临食用前也必定会恭恭敬敬的祭上一番。

春秋时期，君子的饮食大概有以上十二条讲究。

《论语·乡党第十》09：安坐的必备条件

席不正，不坐。

坐席没有端正，不坐。这个和前面的“割不正，不食”算是异曲同工，都是一种君子范儿。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不食、不坐都是有所不为。

伊斯兰教规中对于食物，也是很讲究的。其中有“一丝不洁之物入口，则历千万劫”的说法。正是有了这样的态度，才会有对于饮食的不苟且。直到今天，我们偶然看到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教徒，会天然地认为他们对饮食有着近乎苛刻的干净追求。以至于，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就餐时，更愿意到清真餐厅去。

相比较而言，“席不正，不坐”更多的通过对于“位”的挑剔，来表达“礼”背后的秩序。

“不正”，首先是说坐席移动偏斜。因此，君子临入坐前，会先正席，然后入座。君子的正席，同画龙时的点睛差不多。多数情况下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

君子入坐前，不拘席位正与不正，都会先正一正席位再入座。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讲过一个中国人的笑话。一群中国人，相约到某地谈事情或吃饭，一进门总会先在心底里比较座位数与人数。一旦座位数大于人数，必有一番你来我往的推让。为你先坐还是我先坐，你坐在那里还是我坐在那里经过一番持久的推让。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座位数小于人数，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像有默契一般，马上找个位置坐下来，再没了推让的虚套。

林先生所写，未必就是事实，但的确有趣的很。但这种有趣的背后，是君子相的消逝。倘若坚持“席不正，不坐”原则的君子在，即便是在座位数小于人数的情况下，人家宁肯不坐，也是不会苟且的。

再就是在今天的地铁上，到了高峰时段，地铁还没有停靠稳当，车外的人便瞄准了那个空下来的座位，常常是车门一开，就冲将上去，“先下后上”的规则都不讲了，哪里还有什么“席不正，不坐”的斯文！

又或者在图书馆里，像孔子一般“敏而好学”的人不少，但因为一位难求，只好斜靠在书架上，或者瘫坐在过道里，好不容易有个像样的位置，常常会有个彪悍者霸住它，稳稳的躺在上面扯呼噜。

修养这件事，通常情况下是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便通过安坐之前的“正席”动作来涵养的。当然了，也是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才开始真正起作用的。资源充裕的情况下，讲求的是先正席，后安坐。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讲究的是宁可不坐，也不坐在不正当的席子上。

孔子所处的时代，据说是天子坐五重坐席，诸侯坐三重，大夫两重。在方位上讲究的是南北向安排坐席，以西为上；东西向安排坐席，以南为上。发展到今天，因为空间资源稀缺，屋子都不能保证在正方向上了，便有了正对门为上。门也无法参考时，便讲究背靠墙为上。

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话。饮食行止，都要有所节制，依礼而行。

《论语·乡党第十》10：入乡随俗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

说句实在话，读过几本书的人最后再回到乡里，是很难做人的。

鲁迅的小说中，隐隐约约有一种“铁屋中的呐喊”的意象，讲的是在一间暗黑的屋子里，大家都在暗黑无边的世界里生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忽然一天，有人推门进来，给大家讲自己在外面看到的光明世界。更可悲哀的是，他并没有真本领带领大家打破暗黑奔向光明。只是硬生生的在人心头升腾起无谓的希望，却又无法将那希望变现。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这样的人，是比一直呆在暗黑世界的愚昧的人更可恨的。就像那首歌里唱的那样：“你让我喝，却不让我醉！”

说句实在话，如果不能抵达的话，谁能说自己看到的就一定是真光明呢？

孔子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老先生可是一直都是虚怀若谷的，自认为自己无知。并不像那些不成熟的读书人，刚见过一点世面，便以为自己看到的便是无边光明，人家呆的则是暗黑世界，还腆着脸试图要救人与“水火”，殊不知，自己才真正处在水火之中。

只有真正像孔子那样的君子，才会做到虚怀若谷，才会发自内心的有“入乡随俗”的心境。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在孔子看来，入乡随俗大概有两个原则要遵守。

一、屈己敬长

“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在乡里，大家聚在一起喝酒，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要观察一下环境。看到拄着杖的老者离席了，要赶紧收敛，跟着一块结束。

一者，家有老，是一宝。屈己敬长才能真正体会到老者的优长，才能从老者身上汲取精神营养和智慧。二者今日“杖者”便是明日“自己”，追随“杖者”实际上就是将“自己”明日的生活提前拿来过活。对于自身的成长而言，这是大有裨益的事情。

二、立己从众

“乡人傩”相当于乡人风俗化的活动。“傩”，是古人驱逐疫鬼或无主之鬼的方式，因为被众人所认同，所以常常公开在大道上拜祭。

春秋时期，人类尚未掌握瘟疫的原理和规律，不具备抗击瘟疫的能力。只能求助于上天，通过拜祭活动与瘟疫对话，以期求与天和解，获得护佑。抛开科学性不言，即便是在今天，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很客观、很积极的态度。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即便是圣人，也不会比凡俗有更高明的应对瘟疫的办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态度便是从众，不成为众矢之的。与此同时，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主见。

“朝服而立于阼阶”大概是最好的表达自己主见的方式了。

“阼阶”是东阶的意思。《尚书·顾命》讲“大辂在宾阶面，缀辂在阼阶面。”《礼记·士冠礼》讲“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阶下，直东序西面。” 郑玄 注：“阼，犹酢也，东阶所以答酢宾客也。” 汉 贾谊 《新书·礼》：“礼，天子适诸侯之宫，诸侯不敢自阼阶。阼阶者，主之阶也。”《北史·周纪下·高祖武帝》：“丁未， 齐 主至，帝降至阼阶，见以宾主礼。”

综上可知，“阼阶”为主人之位，通常情况下是站在这里答谢、接待宾客的。“乡人傩”时，既要随俗从众，又要有主人翁的意识，保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论语》本身，没有特别明确的态度，这种模棱两可本身像极了孔子所说的“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但恰恰是在对这种模棱两可态度的反复揣度中，带着问题而来的人，像空空如也的鄙夫一样，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入乡随俗，怎样才算是恰到好处呢？或许，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

《论语·乡党第十》11：真正的敬拜什么样

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论语·乡党第十》像是一所职业学校提供的专门帮助学生完成社会化的课程体系，全篇先从孔子在乡党间的容止说起，接着介绍了君子在公开场合应有的容止、衣着、饮食、注意事项等。

接下来，孔子的教学重点放在了应用上。首先说的便是在拜求与拜受的不同情境中，君子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拜求也好，拜受也罢，首先要讲究一个“敬”字。

一、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这是第一种形式的拜——拜求。

孔子周游列国，每到一地，必拜访当地贤明之士；每见一人，必问当地贤明之士的现状。正因为如此，孔子才能不断地从各方贤明之士那里汲取营养。

“问人”是问候他人的意思。要问候他人于“他邦”，这是一种拜求与拜托。就春秋时期的交通条件而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拜求与拜托。因此，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拜求，要一心一意的拜托，要充满敬意的相送。

之所以要指使他人做事情，恰是因为某种原因自己不能亲力亲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方不拘贵贱，都是我们的贵人。因此，不论是谁帮了我们，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感谢，只有发自内心，别人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的谢意，从而乐于帮助我们。

所谓“越感恩，越幸运”就是这个意思。

二、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康子也就是季康子，季康子闻听孔子身体不好，派人送来药品问候。孔子恭敬的拜受之。并且说：“我还不知道那药性，就不尝了”。

这在孔子看来，是第二种形式的拜——拜受。

上有所赐，敬拜受之。季康子属于鲁国权臣，康子时期，孔子的身份是鲁国公民。闻听孔子身体不好，派人送药问候。表达的是季康子对于圣贤之人的敬重，所送之药大概也就是人参鹿茸之类的补品。孔子能够“拜而受之”，表明老先生并非病的很严重。这句“丘未达，不敢尝”当然也不是在说胡话。

按照礼节，君上赐给的食物，是要正席位而尝之的。孔子之所以说“不敢尝”，是有应该尝的先例的。只不过因为鲁国国君才算是鲁国公民的君上，康子虽然位高权重，但在孔子看来，仍然不能依照国君的标准来对待。但他老人家说的是“丘未达”——老夫我无知不懂药性，所以，就不照那个先例走了。

为人要心胸坦荡，该说的一定要说出来，不要任何事情都埋藏在心中，心就只有那么大，放多了是要撑不住的。孔子是谁？他怎么会憋在心里生受呢？

三、真正的敬拜什么样

对于拜求而言，贵在赤诚，在于发自内心的感恩于感谢。

对于拜受而言，贵在有节，在于安守本分不逾其节。

《论语·乡党第十》12：紧要关头眼中泛出的光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一个人的修养，大概是在他人都无以着力或者无可着力时，才真正显现出来的。

孔子家的马厩因为失火被烧毁了，他老人家退朝回来，知道此事后急切问的是：“伤到人了吗？”没有问到马的毁伤情况。

孔子一生恪守两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谁都不要欺负谁，要讲仁义。

倘若老先生跑回家去，首先问到马的毁伤情况，那实在是对事故中伤及的人的性命的一种侧面欺侮。他老人家，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春秋时期，周王朝逐渐式微，礼崩乐坏之际。诸侯们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到，可以依仗的不是虚礼，而是实力。最早崛起的春秋五霸之首，便是齐桓公时期的齐国。而齐国所依仗的便是由战马带来的军队上的机动优势。当时的齐国，因为将马当做国之根基，也因为“天下第一”的军队机动性而成为五霸之首。

孔子虽然是鲁国人，但马在当时他老人家心中的分量也不会是无足重轻的。问题是，他老人家心中，有比宝贵的马更可宝贵、更有价值的事物——人。或许，我们会觉得老先生太深沉，将机心隐藏的太深。事实真的如此吗？

笔者曾亲眼目睹过一场青年间血气引发的冲突。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已经不得而知了。只记得高个子的那位，因为嘴巴笨些，冲上前去不由分手就是一拳。结果正招呼在戴眼镜男孩的脸上，眼镜碎了，玻璃片将那男孩儿的眼眶也刮流血了。

年轻人血气旺，鲜血瞬间便开始滴落。包括高个子男孩儿在内，大家都吓得呆住了。结果戴眼镜的男孩一句话把大家逗乐了，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这是刚配的超薄镜片，一个镜片就是一百多？”

即便是一个有机心的人，在最紧急的关头，心迹还是会有意无意的坦露出来的。

一个人在突发事件发生的刹那，眼中会闪现出什么样的光取决于日常学习、实践在他内心中究竟沉淀下了什么。这个时候，人的选择未必就是自己理智的选择。

比如，每个父母都是爱孩子的，但多数父母在孩子参加完大考归来时所问的第一句话都是：“考得怎么样？”

难道这样问的父母都是关心分数胜过关心自己的孩子吗？

他们只是在那个瞬间，错失了自己应有的位置而已。对参加考试的孩子而言，“考得如何”是重要的事情。对考完归来的孩子而言，亲人的反应和感受是重要的事情。对父母而言，孩子是重要的。

那样问的父母只是在那个瞬间，忘记了自己作为父母的身份，错误的站在孩子的位置上，关切他刚刚经历过的事情了而已。

紧要关头，更应该守好自己的位，做好自己应当做好的事情。

这实际上恰是孔子所恪守的另一条重要原则：各安天命，各守其位，要讲秩序。

《论语·乡党第十》13：很上进的样子什么样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蓄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讲完着装饮食，处事之道，回过头来，在“成人职业学校”里，孔子还得讲讲事君之礼。孔子讲事君之礼是有“私心”的，他老人家希望弟子们不要拘泥于入仕为政，而要专注于做事。因此，他老人家所见的“事君之礼”更多的是“事上之道”。

孔子所讲的“上”，既是上司、上峰的“上”，更是学之先进、德之先进的“上”。

之所以要“事上”，是因为人有天然的向上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是这个意思。此外，站在高处“不畏浮云遮望眼”，因为道德上有了更高的层次，眼界眼光也会有所不同，会觉察到更多的信息，看到更宽广的世界，从而获得正确决策所必需的足够的信息量。

“事上”不是“唯上”，更不是“媚上”，而是对更高道德境界的向往，更科学决策的信服。

孔子所讲的“事上之道”是落脚到具体的与君上相处的小事情中的。恰是在与君上相处的小事情中所体现出的细节，才蕴含了高妙的“事上之道”。

一、君赐食：正心诚意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

国君赐给熟食，应该马上正席先尝之，然后再与相关的人分享。

我们看《三国演义》，在黄河岸边，有苍头百姓向大奸雄曹操献酒以祝，曹操接过酒后，慷慨一番后将酒抛洒向黄河。酒是他人所敬之酒，身是一己之身。以一己之身试他人所敬之酒，首先你内心里得足够坦荡和敬诚，不然哪里有勇气一尝？心思如曹操，疑心那一杯酒是毒酒，便会如他一般选择想办法“好看”地将酒抛洒掉。

国君赐给熟食，臣下首先要表明的便是自己的坦荡与敬诚，“先尝之”便是这种坦荡和敬诚的直接表现。“正席”的过程，实际上是正心诚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君所赐表达恭敬。

二、君赐腥：福及先祖

“君赐腥，必熟而荐之”。

”腥，生肉。荐，此指献祭，将生肉煮熟后先供奉祖先。

国君赏赐的生肉，必要把它煮熟，先献荐于祖先。国君有所赐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不仅自己要享受这种恩赐，还要把这个荣耀归于祖先。《诗经》中多次描述遇到丰年献祭先祖的场面，在这些场景中，主祭者实际上是把“丰年”看作是上天的恩赐，然后通过一定的程序把这种恩赐献祭给自己的先祖。

三、君赐生：留作大用

“君赐生，必畜之”。

生，君上所赐给的活物。畜之，感恩于君之赐，无故不敢杀之，所以养起来。

《礼记》讲“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对于牛、羊、犬豕等祭祀用畜生，是不能够擅杀的。国君非祭祀不能杀牛，大夫非祭祀不能杀羊，士人非祭祀不能杀狗和小猪。一旦见杀，首先应当敬献先祖。然后才能被拿来为人所食用。

四、侍食于君：不敢以客自居

“侍食于君，君祭，先饭”。

侍，侍奉。国君邀请一起进餐时，对臣下而言叫侍食。君祭，先饭，吃饭前国君都要先行祭食之礼，这是国君的不忘本。国君在行祭食礼的时候，侍奉的人可以先吃饭。不必等着国君敬拜完先祖，再来照应自己。朱熹讲：“侍食者，君祭，则己不祭而先饭。若为君尝食然，不敢当客礼也。”朱熹的解释是侍食的臣下先吃饭是不敢把自己当客人，表示一种敬意。

五、疾，君视之：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上医院

“疾，君视之，东首，加朝服，拖绅”。

绅：大带。臣下染上疾病，国君来探视他。按照古礼，臣见君的时候，必须穿朝服，面向北方，北方为尊。臣下有病卧床，只能头向着东方，面朝着北。考虑到身有重病，穿不上朝服，要把朝服盖在身上，拖绅，就是束着朝服的带子叫绅带，拖在上面，用这种方式表明穿上朝服了。

这样做，完全是摆出一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上医院”的姿态，表明随时愿意为君上奉献余力。

六、君命召：跑步前进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俟，等待。不俟，等不及。国君有命令召见臣下，作为臣下要马上就动身，不必等车备好，自己就要小跑先走了。

以上六个细节，象征意义明显强于实际意义。但作为在上位者，看到臣下如此做，一定是心怀感动的。会愿意用更真诚的方式来与这样的臣下交流，这才是孔子所讲“事上之道”的根本目的。

《论语·乡党第十》14：知礼的“鄹人之子”什么样

入太庙，每事问。

孔子对“知”是有着自己深刻理解的。他老人家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讲“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就像一个武林高手，你问他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会，结果一出手便把你撂倒在地。

鲁国是春秋时期诸侯国中为数不多的得“礼乐”真传的邦国，直到今天，齐鲁大地还被当作是礼仪的发源地。孔子本人作为鲁国学识最渊博的人，为天下人所仰慕。他老人家遍读天下诗书，由知书而达“礼”。被看做是“礼”的代言人，相当于今天的专家。

孔子这位专家“入太庙，每事问”，因此，许多人产生了“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的疑问。

知礼的“鄹人之子”到底什么样的？

一、兴趣浓厚

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和处在今天的我们一般，都面临着一个以生之有涯，求知之无涯的问题。孔子面对的是春秋以前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这些典籍用竹简写就，差不多是汗牛充栋的状态。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是各种信息的左冲右突，是信息的汪洋大海。一个手机所产生的无益信息诱惑，差不多能耗掉一个人一多半的注意力。

一个人该如何以生之有涯来应对知之无涯？

孔子给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他老人家专注于礼乐制度，先后编订了《尚书》《诗经》《易经》《春秋》《礼记》五部经典。编订这些经典的过程，是他老人家依照一定的主题对春秋以前文化典籍系统化和内化的过程。正是这样的过程，让他老人家心无旁骛，“目不斜视”，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领域。

也正因为如此，一有机会，他便在实践中印证和对照典籍所载。“入太庙，每事问”，正是他兴趣浓厚的专注于礼的一种直接表现。

“每事问”，对每一个细节都关注，都能提出自己的问题，还有什么是比“每事问”更能体现一个人兴趣浓厚的？

二、影响广泛

孔子一生，在为政上始终郁郁而不得志，最终明晰了自己“天之木铎”的历史使命，以教化天下为己仁。整部《论语》，到处可见他试图教弟子们为人处世之道的影子，遗憾的是，弟子们似乎更关心如何入仕为政。

要想让人将注意力放在“礼”上，最好的办法大概就是“入太庙，每事问”了，正是这样的叩问，才会引发所有在场人的注意和思考。久而久之，实际上孔子是用一己之力形成一个邦国和地域的风尚。

后来，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实际上就得益于这种不断叩问，不断穷究的精神。

三、知行合一

对于“知”，孔子有很深刻的见解。

他老人家当然清楚，要想让自己有限的所知变得有生命力，最好的办法便是将之扎根到鲜活的现实世界之中。

“入太庙”，大概是对于礼最好的实践了。在这里，更有利于孔子完成“礼”的知行合一，孔子源自典籍的所知之礼，因为“每事问”的缘故，开始变得鲜活了。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在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循环中，孔子所知更加有生命力，孔子所行更加趋近于“礼”。

永远不要小看那些专注于某个领域“每事问”的人，知礼的鄹人之子——了不起！

《论语·乡党第十》15：义不容辞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

孔子讲“义”，墨子也讲“义”。墨子所讲的“义”，是义薄云天的“义”，是行侠仗义的“义”。孔子所讲的“义”，更多的是天经地义的“义”，是义不容辞的“义”。

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论语·乡党第十》中，弟子们收录了孔子在两种场景下的“义举”。

一、朋友死，无所归

《礼记·檀弓》中写到过类似的场景：“宾客至，无所馆，夫子曰：‘于我乎馆，死于我乎殡。’”

“殡”，死者敛在棺木之中，暂停于家宅之内等待安葬，柩就叫作殡，意思是将死者作为到家做客的宾客来看待。

《礼记·檀弓》的意思是说，有患重病的朋友，暂时没有可以寄居之所。先生说：“病中到我这里寄居吧，亡故了就在我这里停柩吧”。

两千多年过去了，科学的发展相对于春秋时期而言，已经昌明了不知道多少倍。人们对生死、鬼神、吉凶等看得更清楚、通透了些。即便如此，今天的人们仍然会忌讳在家宅之内亡故这件事。不要说接受一位患重病的朋友亡故在自己的家宅之内了，即便是自己的生身父母，也是并不真心情愿的。我们看许多地方拆迁、回迁后，仍然会有一些搭建的临时房，住的就是那些垂暮之年的老者，一则他们自己不愿意连累子女，二则他们的子女也不愿意他们亡故在自己的新宅之内。

回过头来再来看孔子。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

这其中，有多少大义在？这其中之“义”，不正是“礼”所应当的义不容辞吗？

朋友之死无所归，我不张口讲“于我殡”，谁还能张口讲“于我殡”呢？此义不能辞，因此必须挺身而出。

二、朋友馈祭肉

朋友之间，讲究的是“信”。所以，孔子真诚的讲：“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不是自己的先祖而去祭拜他，是谄媚的表现。

今天，我们讲酒肉朋友。整日里在一起胡吃海喝，没有一个共同上进的过程，友谊仅仅停留在吃喝玩乐上。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也有这样的酒肉朋友。朋友之间，相互会有物质上的馈赠。这些馈赠在孔子看来，都是物质层面的，同酒肉朋友差不多。

不是朋友之间不需要物质，而是物质在孔子看来，是无足重轻，是不以为意的。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不以为意”，佛家修行中最难破的便是这种执念。你内心里对自己说对于物质要不以为意，也表现出来对物质的轻视了，实际上还是没有放下。就像戒烟，你内心里特别想吸，只要在可控的范围内，你仍然能够拒绝朋友递过来的那一支。问题是拒绝掉的这一支能代表你戒绝的决心吗？

有人开玩笑说：戒烟的最高境界是说吸就吸，说不吸就不吸。

孔子对朋友间的物质往来是不以为意的，然而，对于朋友送来的祭肉，则是必须拜而受之的。

祭肉是什么？就是朋友祭拜自己先祖时所供奉的肉。拿这样的肉分享给自己朋友，实际上是将先祖的福荫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拿朋友当真朋友。

对于拿自己当真朋友的朋友，孔子必然会拜而受之。与之相对的是，如果不是祭肉，即便是最为贵重的车马，孔子也是不拜谢的。

《论语·乡党第十》16：居乡党，当如邻家大叔

寝不尸，居不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烈风，必变。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感受到的孔子，基本上出自他老人家的两个弟子。一个是曾子，一个是子贡。前者终其一生致力于孔子思想的教条化，用近乎苛刻的机械贯彻落实老师的思想，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后者则致力于对孔子的神圣化，用各种匪夷所思的传奇方式，拉开凡俗世界与孔子之间的距离，将孔子一点点搬上神坛。

《论语》的妙处在于他通过近乎琐碎的、随意的记录，让我们得以通过一些拼凑起来的碎片，还原出那个原本在我们自己脑海中已经存在的孔子。当然，一百个人读《论语》，可能会读出一百个孔子来。

你乐意有一个中华文化的神圣符号，孔子便是最了不起的代表。你乐见一个普通的邻家老头，那在《论语》的文字之中，你便会读到一个邻家大叔的朴实可爱。

“寝不尸，居不容。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烈风，必变。”这一节写了居于乡党间时，让孔子脸色为之一变的几件事。

一、起居之变

“寝不尸，居不容”有个背景，那便是孔子居于乡党间时。近两年流行一个段子，讲每到春节，城市里的麦克、柔丝们回到村里，一下子就变成了屌丝和小芳。孔子大概也是如此，无论他老人家作为鲁国司寇或者周游列国时有多渊博，一旦居于乡党间，便会变得“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寝不尸，居不容”的背景便是居于乡党间。居于乡党间的孔子，睡觉时不像停尸一样僵直仰卧，居家也不像作客一样拘谨。

古代祭祀时，有个角色叫“尸”，就是扮作死人接受祭拜的人。即便是在自己家里睡觉，也不能像“尸”那样肆意躺倒如同死人。当然了，居家也不应像做客一般庄严敬谨如同客人。

二、见齐衰者之变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是《礼记》丧礼的五服。“齐衰”在“五服”中位列二等，次于斩衰。丧服以粗疏的麻布制成，衣裳分制，边缘部分缝制整齐，所以叫齐衰。

看到身着齐衰的服丧者，即便是平素里不分你我，狗皮袄子没反正的人，也必然会为之改容变色，以哀戚之色表述同情。

平日是平日，狎昵归狎昵，一到了事上，必须要有同情、同理心。即便是平日里整天开玩笑的，见到人家穿着齐衰，也要收敛一下，表现出起码的同情心来。

三、见冕者与瞽者

“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

这里的“冕者与瞽者”，一直就有两种不同的争议，其中一种说法是以钱穆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他们认为“冕者与瞽者”分别是着丧服的人和目盲之人。另一种说法更为普遍一些，那就是身着正服，穿戴帽子的人和目盲之人。

看到这两种人，即便是平日里相熟狎昵的，也要改变容貌情态，恭敬以待。

“貌”，有外表、表象的意味。

看到身在公门的戴帽子之人和目盲之人，即便是平日里相熟的，在公开场合也要恭敬以待。

“冕者与瞽者”之所以摆在一起，是因为两者都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才在公开场合露面的。因此，对之最好的回应便是恭敬以待。

[if !supportLists]四、[endif]凶服者

“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

坐车出门时，遇到着丧服的人，要俯身扶着车轼以示同情，即便那个着丧服的人是普通的贩夫走卒。

五、有盛馔，必变色而作

在乡党间，到别人家里做客，在饭桌上看到硬菜，一定会起身致谢盛赞。

真正在乡里间待过的人，才会真正理解这一点。乡里乡亲之间，是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讲究的是信誉，是名声。婚丧嫁娶、起房修屋，是哪个家庭都会遇到的事儿，而且这些事儿需要乡里乡亲间相互帮衬着才能完成。

乡间做事，不是事儿本身齐备了就叫齐备了，而是事儿本身齐备了，大家聚在一起吃一顿，吃得大家都满意了，才叫齐备了。这一次舍不得，下一次再有事儿时人家便会找个理由推辞过去。

所以，做东的人家，最希望听到的便是对自己所摆酒席的好评。孔子身居乡党，深谙此道，看到饭桌上有硬菜，一定会起身盛赞、致谢。

六、迅雷烈风，必变

子不语“怪力乱神”，但老人家在乡党间，每每遇到迅雷、暴风，容色一定会改变，呈现出不安来。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有一段关于龙的描述特别精彩。话说曹操和刘备在一起喝酒，忽然遇到迅雷、暴风，曹操便拉着刘备点评天下英雄。当曹操说到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之时，一个炸雷响起，刘备惊惧到把酒杯都失手打碎的程度。

刘备遇到迅雷烈风变色是因为怀揣心事恰好被曹操说中，孔子遇到迅雷烈风变色是因为心怀对天地的基本敬畏。

居乡党，当如邻家大叔。孔子做得挺好！

《论语·乡党第十》17：好驾驶员什么样

升车，必正立执绥。车中不内顾，不疾病言，不亲指。

在中国教育史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礼乐射御书数作为人之六艺，成为天下贵族谋生的主要手段。其中的“御”是驾车的人，春秋时期，车是一个人作为贵族王公的基本配置，也是战场上的主要致胜力量。

《论语·子罕第九》中，达巷党人提到孔子，认为孔子博学无所不能，以至于没有一项是他可以赖以闻名的，言外之意是孔子没有专长。孔子听说了，告诉门人弟子：“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

意思是说：我究竟该专注哪一项专长呢？是驾车还是执射呢？我想还是专注于做个驾车御手吧！

这当然是孔子的玩笑话，但也隐隐透露出六艺之中，先生更为倾情于射和御，在射和御之间，对更卑微的御手更青睐一些。如果驾驶员这个职业要找一位祖师的话，孔子应该是个不错的人选。

好驾驶员什么样呢？

一、升车，必正立执绥

“升车，必正立执绥”。意思是说，上车时必定正立站稳身子，然后拉着车子上的绳子上车。

这个场景之中，最关键的要素便是“安”，后来所谓“安步当车”，对一个好御手最高的评价便是能“安”，也就是经常所说的高高兴兴出门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今天的车早已升级了无数代，完全变成了机动车，“安”的根本却没有变。驾驶学校的教练教人学开车时，首先教的便是上车前，先绕车辆转一圈，确保安全后再上车。上车之后，先要调整座椅高度及远近，调整后视镜等辅助部件，系好安全带，然后才能点火启动。

这个过程和孔子所强调的“升车，必正立执绥”差不多。

二、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

“车中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这个三不原则，大概是从战场上总结来的御者的作战条例。

作为驾车的御手，中心任务是御好车，至于车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你该关心的，尤其不是你该牺牲驾车的注意力去关心的。《春秋》中，描述过许多经典御手的故事，有时车上的射手被对方射到了，为了整车的安全脱险，自觉跳下车去。这种情景下，如果有个好奇心强的御手在，一定是会乱方寸误事儿的。所谓“不疾言”是指无论遇到多么紧要的事情，都不能失去常态，不能语无伦次。要给车上的人以信心，要让乘车的人感到心安。“不亲指”是不脱离自己的本职工作，忘掉御手的本分指指点点，置车内人以不安全的处境之中。

这个“三不原则”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是一种责任，是对车内人身家性命的担责。

今天的某步司机，比拼的重点放在了服务上。全心全意为乘客着想，在各种细节上往极致的方向上做，做到让乘客感动的程度。相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御者而言，缺的就是这种责任意识。哪一个司机，能够将上车的乘客当做是托付了身家性命的人来看待，或许人们会忘记他的身份和职业，怀想起当年孔子所倡导的御者精神。

《论语·乡党第十》18：春秋时的好生态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论语》的编辑，并非一气呵成的。包含《论语·乡党第十》在内的前十篇，以这段最有画面感的文字作为结语。从编者的角度讲，一定是用心良苦的。就像初学写作的人，一定会特别重视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一样。这篇作为《论语》上篇结语的文字，大有千古妙文的底子，绝对算是《论语》中的扛鼎之作。

这段话极具画面感：孔子师徒在山谷中行走时，看见几只野鸡在空中飞起，孔子为之神色一动，野鸡盘旋了一阵后，又集中落在了一处。孔子说：“这些山梁上的雌野鸡，懂得时宜啊！懂得时宜啊！”子路听了，向它们拱拱手，野鸡警觉的看了看，张开翅膀飞走了。

好文章通常是“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他所写的，是人人都有机会看到的场景，却不是人人都能够用恰当的文字写出来的。

一、无分别心

什么是分别心？

人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事物，对自身遇到的场景，读到的文字，难免会产生个好恶、远近、高下的感受。其实，这些很个人的感受，相对于芸芸众生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份分别心，常常让我们忘记了事物本身的规律，忘记了天地自然的和谐。

比如，同样是“色斯举矣，翔而后集”，在游山玩水者看来，是孔子为空中飞过的雌雉而动神色。在自然派看来，则是孔子的神色稍有变换，雌雉便腾空而起，盘旋了老半天才在另一处地方扎堆儿落下。

同样是“山梁雌雉，时哉！时哉”，熟悉孔子生平经历的人，会自以为是的认为孔子看到野鸡自由飞翔、落下，羡慕的不要不要的，想到自己的郁郁不得志。怀揣这种想法的人认为孔子和林黛玉差不多，看见月缺花残要不来点黯然泪下都对不住所见情景。刚刚读完《论语·乡党第十》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认定这是孔子居于乡党悠游自在的内心写照呢？

二、无我执心

什么是我执心？

我执心说到底是责任心的过度放大，是过分执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这话绝对不是狗尾续貂，是大有深意在的。

看到老师对山梁雌雉的由衷赞叹，子路对之拱手以敬。那些山梁雌雉呢，是完全不买账的，警觉的看了又看，还是振翅飞走了。

什么叫无我执心？

孔子一生都试图找到个更好的复兴礼乐的机会，以至于卫国的王孙贾都来启发他：“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意思是与其在卫灵公那里求，不如走走几个权臣的路子。孔子摆摆手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这就是无我执心。尽管内心里希望有机会获得他人的认同和重用，但不能不惜一切代价去谋取，更不能违背内心去逐求。

孔子终其一生“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毋期，毋必，毋固，毋我”努力绝此四者。认真想一想，不正像那些自由自在的山梁雌雉吗？

佛家讲，一切唯心所现。春秋时的好生态哪里是春秋时的好生态，分明是孔子心中的好心态。

《论语·乡党第十》通览：为政入门

《论语·乡党第十》所记内容是最为清晰明了的。所谈不出孔子的容色言动，衣食住行。表面上像是社交礼仪大全，对后人深度研究孔子有很好的帮助。深层次来讲，是一个人入仕为政的基本要求，算是为政者的入门修养课。

《论语·乡党第十》的点题末篇是子路与孔子同游山野的故事。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这个“时哉时哉”精彩的很，几乎是一个人处事为政的关键。后人所谓“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儿”，所谓“方法对，事半功倍”就是这个意思。

山梁上的野鸡一遇到危险便飞向天空，盘旋后又聚集在一起。孔子说：“山梁上的野鸡知危而去，应时而来，真是识时务呀！”

子路这个徒弟配合的很，远远地对它们肃然拱手，野鸡叫唤几声便飞走了。

这则点题末篇的意味再明晰不过了。处事为政要识大体，顾大局，识时务，相时而动。要像“山梁雌雉”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弟子们总结“子绝四”——老人家在为学方面努力戒除的四种坏习惯——意、必、固、我，认真琢磨一下这四个坏习惯，实际上只有一种指向，那便是“机械化”。

孔子最反对的便是机械化，一切为学一旦机械化了，便无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了，也就失去了“学而为人”的根本意蕴，《论语·乡党第十》突出表现了这种处事为政的灵活性。

《论语·乡党第十》开篇即讲孔子“于乡党”和“在宗庙朝廷”的区别，前者“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后者“便便言，唯谨尔”。次篇对之在朝堂之上的表现做了更细的区分描述：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除了处事为政的灵活性，《论语·乡党第十》还详细描写了孔子在受君王委托接待宾客时、进出朝堂时的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介绍了孔子参加典礼执圭时容色言动上的妥帖，详细介绍了穿衣、配饰、饮食、丧仪、祭礼方面的礼节和注意事项。

这些琐碎的礼节，多数在今天已经发生了变形，当时的做法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了进一步凸显“处事为政”上的灵活性，《论语·乡党第十》还特别写到三个细节：一是季康子赠药给孔子，孔子拜谢后收下了，但他明确表示自己对药性不了解，不敢随便吃。二是孔子上朝时，家中马厩失火，孔子从朝堂回家后，先问“伤人乎”，没有问马的情况。三是朋友给予馈赠，即使是贵重的车马，只要不是祭祀用的肉，孔子一律不拜。

透过这三个细节，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孔子在为政以礼方面的几个主张。

一、灵活而具真诚

季康子作为鲁国头号权臣，给孔子馈药，也算是一种示好。依照惯例，下级接受上级的馈赠的食物后，要尝一尝，表示感谢。这一点有点像西方人在接受礼物后，要拆开来看看然后表示感谢有类似的地方。但纵览各种典籍的孔子，从没有看到过面对“馈药”时该如何做的记录。他选择先接受表示感谢，然后说明自己不懂药性，不敢尝试的缘由。

二、重人而轻财物

客观来讲，孔子一生都不是特别富裕。从出身来讲，他算是一个没落贵族子弟，而且身份还有存疑的地方。从经历来讲，在鲁国虽然做到司寇，但因为隳三都的政策失败后，志向难以施展选择周游列国的。后人总结这个老头儿一生惶惶如丧家之犬。他自己讲：“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有如果可以求取，就算是做个赶车的，老人家也愿意。

虽然不富有，但孔子仍然“重人而轻财物”。马厩失火，这属于突发事件，突发事件情况下，最能显露一个人的本性。这种情况下，孔子问“伤人乎？”不问马和其他损失，表明他内心深入对人的重视。实际上，这也是老人家所倡导的“仁”这一观念的基础。仁者爱人，没有爱人，何来仁？

三、重义理轻虚礼

说孔子轻“礼”，多少是有些冤枉孔子的。孔子所轻的是礼的形式以及礼的衍生品，比如礼仪、礼物、礼貌等虚礼。朋友给予馈赠，哪怕是贵重的车马，孔子也是受而不拜的。而对于祭肉，孔子是一定要拜的。

这一点实际上是孔子“重人轻财”的延续，只不过这里孔子所看重的是义理而已。所谓祭肉，是祭祀仪式上用的肉。一个人肯将自己参与祭祀中的肉拿来与你分享，实际上是将你视为具体关系网中的人了。分享者和你以及分享者的先祖之间，似乎有了某种联系。

我们今天所讲的佩服、服不服，这个“服”字，似乎莫名其妙。实际上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却是再直白不过的。所谓服是服丧的服，是丧服的服。一个人故去时，你能为之服丧，那才算是真正的服。

今天，当我们凭借拳头逼问一个人“服不服”时，实在应该想想古人。

孔子为什么不拜谢馈赠贵重车马的人，而拜谢馈赠祭肉的人？在他老人家心中，有比车马更可宝贵，更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