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火车到青岛比坐轮船要快八个多小时，我也不确定这个季节，轮船是否已经停航。寒冷的冬雨中，我踏上了去往新客站的公共汽车。
到达新客站，我直奔长途电话厅，里面烟雾缭绕，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打电话的人很多，惴惴不安之中，终于轮到我了。每按下一个键，我都能感觉到手指在不停地颤抖，第一次忘记加拨青岛的区号；第二次中途感觉不对；第三次，我才在三四秒的静默之后，听到了对方的铃声。铃声第二次响起，我已经看到陈峰回正在抓起话筒。
电话接通的一刹那，我坚定起来。
“你好，找哪位？”一个熟悉的声音。
“老夏，你好，陈峰回在吗？”
老夏听出了我的声音，但是他的回答还是让我失望透顶：“峰回还在老家，还有十来天才回部队销假。”
老夏还打算和我说两句，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挂掉了电话。我还要再等两个星期吗？不，我不愿意！另外一个想法迅速占据了上风——我直接去他老家，我急切地要见到我的“乡下人”。我从钱包里取出了陈峰回的照片，背面有他老家的地址。
从上海坐火车大约七个小时。临近春节，车票买不到。我走投无路，抖胆从黄牛手里买了一张最近的站票，挤在过道和厕所交接处的人堆里，闻着各种奇怪的味道，到达了目的地。
下火车是晚上十一点，苏北小城灯火阑珊，俨然已经入睡，长途汽车早就没有了。我决定在火车站附近找个旅馆，明天一早再走。我已经累得够呛，仿佛再坚持一会儿，就会倒在路上睡着似的。
一觉醒来，已经七点多。天空阴阴的，越发地寒冷。我随便吃了点东西，又把药吃了，直奔长途汽车站。去年跟陈峰回回家，他领的路，他买的车票，我什么都没有记住。现在，我来到光线暗淡的交通地图前，找到了目的地，又回到售票窗口，核实一番，买好了票：最近一班，上午九点半，两个小时的车程。从医院出来，我担心能否买到去青岛的火车票；得知陈峰回还在老家，我担心能否买到去苏北的火车票；下了火车，我又担心能否买到长途汽车票。此刻，坐在候车室斑驳的长椅上，手里紧紧拽着长途汽车车票，我内心彻底安定下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见到我朝思暮想的亲人了。
还在新客站的时候，我想过发电报，但一想到明天就能见面，电报从镇上邮局再到陈峰回手里，说不定还没有我人快。另外，我就是想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用惊喜浇灭几个月来令人窒息的痛苦。
长途汽车准时出发，车行不久，一上车还吵闹不停的乘客都安静了下来。离开了城区，汽车一直沿着京杭大运河前行，久违的阳光刺破了云层，洒向了大地与河面。我看到阳光，拉开了车窗，冷风一下子从缝隙中窜了进来，赶忙又合了起来。
邻座是一个苏北农村妇女，城里人的时髦衣服穿在她身上，略显古怪。她怀里抱着一个小女孩，有一张红苹果般的脸蛋，大概三四岁，一点也不害羞。她用澄澈的眼睛盯着我，一会儿就笑了起来。我也笑了，她笑得更加厉害了。我用手指抹了一下她的小脸，她咯咯地笑出了声，伸出小手捏住我的手指不放。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换回了我的手指，妈妈教她用奶声奶气的语调谢过了我，从篮子里拿出一只和孩子脸庞一样红润的苹果，放到了我的手里。
我感觉有点热，松开了大衣的扣子，这件大衣是大三年级寒假，母亲带我去南京路时装公司买的，因为仅仅是在最严寒的冬天才穿上两三个月，所以看起来还是很新。看到母亲在下摆内衬绣的“文武”两个字，我忍不住有一丝痛苦起来：我的不辞而别，母亲一定会很难过、很伤心吧。
车窗外，苏北大地灰黄的风景不断地交替变换，车轮每转一圈，离目的地就更近一点，离我的亲人就更近了一点：“我没有错！我是为了我的幸福才这样做的啊！天底下哪一个母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凭借我受过的教育，我对人生的思考，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不管跋涉得多么艰苦、多么鲜血淋漓，不牺牲自己的幸福换取他们的快乐，才是真正对得起他们的养育之恩！有一天，他们想通了，按照我的意愿生活，对我来说是何等重要，在他们的眼中，我也许又会重新变得可爱，就像身边的小‘红苹果’，在她母亲的眼中一样。”
我看到车窗玻璃上自己稍显憔悴的样子，我下意识地用手中的红苹果在脸上蹭来蹭去，希望能将红润染到自己的脸上。我还不停咀嚼巧克力，我想让陈峰回看到的是依旧青春洋溢的马文武。
天寒地冻，终于到站了，我下了车。汽车吐着白烟，缓缓地开走，歪斜的站牌底下，只有我一个人。在车上，我把陈峰回的照片从钱包里拿出，放在了口袋里。一路上，我从口袋里取出放回了好几次。现在我想拿，怎么都拿不出来，好像是被口袋的缝隙卡住了。我想解决问题，这才发现双手颤抖得异常厉害。
环顾四周，时隔一年，没有什么变化。我沿着乡村公路走了十几分钟，出现一条岔路。路边有一间老屋，墙壁上留有那个疯狂年代的标语，虽然斑驳，却印象深刻。
又西行了十来分钟，沿途的风景很像，但又有一点不同，我不确定是不是走错了。正在彷徨，看到路边的屋檐下，有一个面容慈善两鬓斑白的老者。凭他的年龄，他应该知道周围的每一个人，就像我摸黑都知道键盘上每一个字母的位置。他眯缝着眼睛在休息，但我实在没有办法，走过去说：“老大爷，不好意思，打扰您，问一下，陈峰回家是往这里走吗？”
“陈家小子呀。”他睁开眼睛，一下子来了精神，一点也没有嗔怪我的意思。他的神色就像是特意被安排在这里为我指路的：“沿着这条路一直走，拐过那排瓦房，过了池塘，看见搭着帐篷的院子就是。”老人停顿了一下，补充一句：“小伙子，你也是来喝喜酒的吧。”
喜酒？我还没有来得及庆幸走对了路，听到老人说喜酒，猛然一惊。我确认道：“是陈峰回家？”
“是的，赶紧。”纯朴的苏北老人又眯逢起了眼睛。我忘了有没有谢过他，就向着他指的方向走去。我内心起了风波：“陈峰回在办喜酒？他受了假照片的蒙骗，以为我结婚了，他也随便找个女人——某个他一直没有答应的女人——草草地结婚了？”这个念头在我的大脑里一闪而过，它的速度像闪电一样快，能量像闪电一样巨大。我一个没注意，差点就被一块大石头绊倒了。“不可能！决不可能！陈峰回不是这样的人，他不会如此草率。一定是老人搞错了，一定有什么误会！”我果断地做了分析，撕破了飞快聚集起来的阴云。
十分钟后，我认出了和陈峰回一起走过的路。是的，没有错，再绕过一个不小的池塘，就到家了。我的“乡下人”也许正好在院子里忙，我才跨过门槛，还没有发声，他就发现了我，他呆楞了几秒钟，扔下手中的农具，万分惊喜地向我小跑过来；也可能他正好下地去了，那样我可以在院子里等他；我也可以放下行李，欢快地去到田里迎他。
一个村妇和她的小女孩停在路边，我鬼使神差地向村妇多问了一句：“请问陈峰回家是往这里走吗？”她回答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感谢，小女孩稚嫩的声音在下面补了一句：“你也是来喝喜酒的吗？新娘子可漂亮了。”读者啊，在我毫无防备之时，一把锋利的“钢刀”，猛地刺穿了我的胸膛。它刺进去之前，如同这天气一样地冰冷，刺出来的时候，沾满了我滚烫的鲜血。
命运这个恶魔，见我不肯相信老人的话，又安排了一个天真的孩子。
我整个人“失血般”地僵住了，站在原地许久。过了一会儿，感觉脚下变成了沼泽，身体控制不住地往下沉，我不得不艰难地往前走去，以为那样可以不被大地吞噬。之前干燥的路面，变得泥泞不堪，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出多远。
已经可以看到用粗壮的毛竹和帆布搭起的帐篷，这就是陈峰回的家了。离院子还有五十米，院子里面的喧闹声传到了外面，我徒劳地想分辨出陈峰回的声音，但是除了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和杨树枯枝的唦唦声，什么都分辨不出来。
“陈峰回结婚了，这是他的婚礼？”我想不明白，陈峰回是承受了怎样的痛苦，才会这样啊！我最强烈地愿望就是饱含着热泪走到他的跟前，质问他：“你还是不要我了啊？”
从刚才幻想见到陈峰回的喜悦，到现在，我连抹眼泪的力气都没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大提琴和小提琴双重奏在我的脑海中响起：小提琴以哀怨的旋律诉说痛苦与挣扎，大提琴随后回应，以低沉而坚定的旋律表达了悲愤与不舍。
院子门口吵闹了起来，一个魁梧的蓝色身影和一个红衣女子被大伙包围着，涌了出来。人头攒动，我没有办法看得真切，但准确地说是我没有敢看得真切。我害怕了，我极度害怕看见新郎新娘走在一起，看到新娘幸福的表情，看到陈峰回“幸福”的表情。
刚刚还想问的问题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即使能勉强走到陈峰回的跟前，我既控制不了情绪，更控制不了泪水，众目睽睽之下，注定会导致一场玉石俱焚、万劫不复的灾难。而我任何时候都不能伤害陈峰回！
大脑中有这样一个器官，当它侦测到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将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让它的主人悲痛欲绝、威胁性命，于是它果断地站出来，命令双腿立刻转身往回走，如果调动能量的神经还没有受到伤害，它甚至可以下达奔跑的命令。
苏北大地，冷风刺骨。
几十秒之后，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在我背后炸响。按照本能，巨大的声响会让人回头看一看，是不是对自己构成威胁，但是现在，我连扭头的勇气都没有。又过了十几秒，北风吹来了鞭炮的纸屑，有的飘向高空，有的洒落在田野，有的粘在我的身上。这碎末就是我被炸碎的希望和幸福，里面的红色，就是我的鲜血和泪水。
读者啊，我承认我还有一丝不死心，幻想陈峰回看见我，从后面追上我。但我马上就为这样的想法感到可怜，他追上我又能怎样，他拦下我又能怎样。要我去参加他的婚礼？天黑下来，看他们闹洞房？我参加过这样的婚礼，那些想尽办法捉弄新郎新娘的人，就好像他们根本没有其他乐趣，无聊至极，庸俗透顶。陈峰回要我回去看他们“亲热的表演”吗？那还不如现在就捆住我的手脚，把我扔进火堆里，活活烧死，或者推入寒冷的池塘中，慢慢冻死。
我掏出随身听，慌乱之中，耳机线越缠越紧，费了好大的功夫才理出头绪。我把音量调到最大，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18变奏在耳边轰然响起。我根本不在乎会损伤听力的忠告，心灵受到重创之后，我不在乎肉体上的这一点痛苦。相反，这痛苦不是白挨的，它是大剂量的镇痛剂，暂时麻痹了心灵。
记不得是怎样从原路返回的，好不容易走到站牌下，还没有到三分钟，开往市区的长途汽车竟然来了。老天爷也看不下去，想让我迅速离开这块伤痛之地。车上空空荡荡，只有车尾两个乘客。我在司机旁边的座位坐了下来，还没有坐稳，汽车就迫不及待地启动了。
车开出十米，突然一个急刹，耳机的轰鸣声下，隐约听见售票员叫，有人要上车。我整个人差点飞出去，我的座位是车厢里最不安全的位子。换了平时，我尽可能不坐，但是现在，粉身碎骨也不是一个很坏的结局；换了平时，我还要扭头看看到底是哪个可恶的家伙，死命瞪他一眼，但是现在，无所谓。
公路两边深绿色的防风林一个劲往后倒，北风吹着它们，沙沙作响。
在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我被命运一记重拳击倒，我的骨头已经被打断，我的肌肉已经被打烂，彻底失败的感觉不可阻挡地涌上了心头。我准备的做客礼物不知所踪，我下意识地想去找，可转念一想，管它在哪里，找到了又有什么用，我已经一无所有。
回程的汽车开得飞快，春节前大运河里的船单影只，两岸只有冬日的萧瑟，不到两个小时就回到了早上出发的地点。
长途汽车站旁边是某某港客运总站的售票大厅。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里面昏暗空荡，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还有另外一个心急慌忙的影子。一排售票柜台，仅开了一个窗口。命运仿佛安排好了一切，我感受到它深深的嘲弄：指示牌上写着目的港宁波，离启航还有半个小时。我暂时不会回上海了，青岛也没有必要再去，原本就有计划去找沈恬。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张船票，迅速冲进了候船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