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成都站，我住在渡口20公司驻蓉的红星招待所，第二天即去看望谭慧芳，不料宿舍已是铁将军把门，扑了个空。经多方打听，悉知近来学校根本不上课，学生各派都与社会挂钩，摩擦不断，大有诸侯称雄、军阀混战之架势，谭和同宿舍的人外出已半月，去向不明。

      鉴于上述情由，我只能返回招待所，请求调度安排我搭车进渡。时隔两天，20公司三队的解放牌货车带着我向渡口进发。车在悬崖绝壁、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急驶。晴天烈日当空、尘土飞扬；雨天路面泥泞、车轮打滑、桥断塌方，又加之沿途坠入谷底的汽车、坟群、墓碑的出现，自己只能两只手紧紧抓住扶手，眼睛直盯前方，不敢多想。驾驶员与我两样，一路上所见所闻全不理会。泥巴山一天翻下来，口干舌燥、眼冒金星，到达宿地已筋疲力尽，管他什么睡通铺、吃泡菜、干面条，能活着没出事儿就该庆幸了。

      行驶了两天，按常规第三天下午五点应到西昌歇脚，谁知在不到西昌2~3公里处，前方有两个障碍物竖在路中央。车刚停下，两旁冒出了十几个手执长茅、步枪的人。

      “你们从哪里来？干什么的？”一个腰间插着手枪，像是头头模样的人走过来问。

      “我们是渡口20公司的，从成都拉货回来”，驾驶员边下车边回答。

      “抽支烟！”驾驶员递上烟说。

      “不抽。有证件吗？”头头继续盘问。

      “有省交通厅的货运单，有20公司的驾驶证”，驾驶员回答的同时拿出证件。

      旁边持长矛的人没等驾驶员说完便上来查看。

      “驾驶室坐着的是什么人？”头头瞧瞧我，问驾驶员。

      “上海人，是来渡口支援建设、修理汽车的。”驾驶员说着话，并示意要我下车。

      “喔，上海人？！”带枪的显出一丝好奇，讲了一句带有四川、云南味的普通话。

      我当即明白了，很快从口袋里拿出通行证交给他。

      “你是什么派？”他善意地询问我。

      “我是毛泽东文艺宣传队的。”我说着，又指指胸前佩戴的精致毛主席头像给他看。

      “这像章很好看！”他口中喃喃地称道。

      “给你做个纪念吧！”我心领神会，很快地将像章取下，送上前。

      “那太好了，谢谢！”头头喜欢地看着像章，显得十分高兴。接着他好心地告诉我们，昨天下午重庆来的一帮人，在西昌干了一仗，死伤多人，如没什么大事，还是不停留为好。

      “让他们走！让他们走！！”头头向手下人示意搬开障碍物，放行。

      “要得，麻烦了！”驾驶员说着，踩上油门，飞速朝前行驶。

      没走片刻，果然听到几声枪响，气氛骤然紧张，公路右侧许多人围着四个白皮棺材，奔忙着。

        “师傅，看来西昌不能住了，还是继续赶路吧？！”我所说的正和驾驶员的心意，他点点头。

      除了方便和水箱加水外，我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路，汗流浃背，眼睛通红，统统顾不上，饿了啃几块饼干，渴了拿起水壶吸上两口润喉，此时此景，犹如“快马加鞭未下鞍，离天三尺三”。

        抵达渡口是第二天的傍晚七时许，日头还未完全西沉，如血残阳将天际染得通红，我和驾驶员才定下心来。相互看看多日的狼狈相，就像死里逃生，临别前我拿出五条肥皂送给他（不要小看这东西，六十年代肥皂是抢手货，有钱难买到），驾驶员笑笑收下了。

        到了厂，情况与电报中说的完全是两码事，工人们在宿舍睡觉、玩牌，车间门整天佯开，听不见干活声，丝毫没有“抓革命、促生产”的气氛。不过，每夜露天电影总是一看就是两、三场，反正没事又不花钱，不看白不看。

      没多久，渡口这块保密地带被首都红卫兵首先突破，小将们煽风、点火，与世隔绝的渡口动起来了。各单位的游街、示众盛行，领导靠边站，老百姓乐得逍遥一番。

      物资匮乏，可社会秩序井然，基本上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当时匆忙离开渡口半年多，门没上锁，东西却没少。如今骗子、假货、抢银行、杀人时有发生，这也许是改革过程中的暂时、必然现象，但愿这种现象早日根除。

      撩开蚊帐，谭三个月前的来信映入眼帘，拆信得知，文革运动在发展，大中学院已停课，明天她即去川北，具体地址没定，特给我一信，并告诉她有机会争取来渡口一次。信中还加几张绒面毛主席诗画。看到她信，心中有些不安，想我在上海曾给过她一信，但有去无回，这次去学校又未见面，四川武斗之凶，震惊全国，她怎么样？令人担心。

      厂里依旧没有开工的迹象，我临时分管基建材料会计，工作极为轻松，一天十几张料单的入账过后无事可做，整天闲得无聊。渡口运动被首都红卫兵揭开，各单位和全国一样，相继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20公司点名邀请徐玉楠，周志忠，汪振华、孟德和我参加，于是领导派胡顺安跟我干了几天后，顶替接班。

      渡口是个移民地，职工来自全国，歌、舞自然易懂好唱，群众喜闻乐见，快板、相声、二人转之类的节目，北方人较偏爱。不会歌舞的我，伴奏只有徐玉楠的凤凰琴，孟德的二胡和周志中的鼓板，演唱的全是些主席诗词和样板戏唱段，却不料我一曲未了，观众连连鼓掌。问后方知，越、沪剧电影里曾播映过，他们虽听不懂，可曲调好听，旋律优美，使这些外地人倍感新鲜。如到渡口医院，电厂和攀钢几个上海人多的单位去演出，给我的喝彩声就格外多起来。

      宣传队刚成立，只是半脱产，随着演出场次的不断增多，相邀单位已从本系统到隔行，地点也从市内扩大到宁朗、永盛以及近郊农村，为此，领导决定队员改半脱产为全脱产，集中到公司住宿，并专门派了一辆小公共汽车做交通工具。

      渡口当时生活艰苦，只有在逢年过节或遇特大喜事，单位才杀猪宰牛，改善一下。自宣传队成立后，我们伙食有了根本的改变，因为每有单位来请，他们总会以最高礼仪来接待，桌面上十几个全是以肉为主的菜肴，足以解决平日没油水之馋（渡口的水质硬、矿物质多，人若一天不吃肉，肚子就会慌）。我则与别人不同，自己胃口好，喜欢蔬菜、水果，对肉的兴趣并不浓。到了渡口，虽说终日海带、茄子、卷心菜、泡菜及豆豉，可半斤饭我能几口就了事。有时还能吃到豆腐、豆芽及绿叶子菜，那真是喜出望外了。

      来到四川才知道云、贵、川一代人的能歌善舞，拼一台2~3小时的节目，在此并不费劲，例如我队里的周兆余、杨先蓉、吴思慧等人，都是能编、能唱、能演的人才，他们到任何地方都能根据当地条件、需求演出，有几次去林场、农村，别说舞台，连麦克风、灯光也没有，可夜幕降临，凉风拂面，人们围成一圈，手中的火把一一点燃，一台篝火晚会同样演得有声有色，别有情趣。

      宣传队一呆就是半年多，返川的无奈在排演、说、笑中慢慢得以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