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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尽管在荀跞（知文子）和子家羁（懿伯）等人的反复建议下，鲁昭公先后几次试图改变主意随同季孙归国，但在多数随从的胁迫下还是没能成行。此处所谓“众从者”包括追随流亡的臧氏、厚氏等旧公族成员，以及昭公同为“胡出”的兄弟以及他自己的儿子们，不过这些人并非全然不谙事理的莽夫。
事实上从历史的发展局势来看，诸侯叛晋已经是暗流涌动。两年前（昭三十、前512）晋顷公去世时，郑国在参与葬礼的级别上已经有所减损，只派出次卿游吉兼任吊丧和送葬两个环节而没有分别由两卿兼任，这一严重失理的行为并非针对威望已经日渐式微的晋公室，而是针对整个晋国一贯对诸侯索求无度而表达不满。
四年后（定四、前506）的“召陵之会”后，郑国率先公开叛晋：
……晋荀寅求货于蔡侯，弗得……乃辞蔡侯……晋人假羽旄于郑，郑人与之。明日，或旆以会。晋于是乎失诸侯……（左传.定公四年）
当然这些具体事件只是导火索，核心原因在于晋执政诸卿在“子朝之乱”中偏袒一方，造成周王室分崩离析，进而影响了包括齐、郑、卫等诸侯与王室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此后在短短数年之内，上述诸侯与晋国的矛盾先后公开化并引发了持久的军事冲突。
鲁昭公的流亡集团中必有高人，对此潜在的巨大变局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假使昭公一派能够稳住阵脚，再坚持数年，势必等来齐、郑、卫等国公开叛晋，那么昭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在诸侯之师支持下重夺君位。因此不能简单地以鲁昭公最终的客死他乡来判定子家懿伯的主张就完全正确，而流亡集团的其他成员就缺乏远见。
其实在鲁昭公公开宣布拒绝与季孙和解的同时，也就宣告了新一轮军事对抗的开始，而鲁昭公作为诸侯和鲁国上下形式上仍然在位的国君，其实也是拥有道义上的优势的：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阚……（春秋.昭公三十二年）
关于《春秋》中的这一条记载向来争议颇多，而《左传》和《榖梁传》根本就没有对这一条进行注释。如果我们参考《公羊传》则给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说法：
……取阚。阚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
也就是说上一年鲁国刚刚接受了邾国滥邑的投降，接着今年就又占领了邾的阚邑，过于咄咄逼人了，所以说“讳亟也”。但是这个阚邑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公羊传其他对地点记载时候出现的错误，譬如关于根牟，公羊传的记载是：
……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娄之邑也。曷为不系乎邾娄？讳亟也……（公羊传.宣公九年）
也即同样做出了“讳亟也”的解释。但是根牟真的是邾娄之邑吗？我们再来看左传中第一次关于“大蒐礼”的记载：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左传.昭公八年）
可见此次“红之蒐”动员了鲁国从东境的根牟至西部与宋、卫等国接壤地带的所有兵力，达到千乘的规模。而邾国无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占据鲁国最东端的领土，因此公羊传反复提到“讳亟也”仅仅是为了强调一种理念，但在地理考据方面则毫无章法，此类分歧通常应该采信《左传》而摒弃《公羊传》。
那么再来讨论阚的位置，《左传》中最近一次提及阚邑是在七年前（昭二十五、前517）“昭公之难”发生的时候：
……叔孙昭子如阚，公居于长府……昭子自阚归，见平子。平子稽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此处阚邑是作为叔孙氏控制的支邑存在：
如图，阚地位于大野泽畔，时鲁国西部与曹、宋和齐国控制的廪丘一带接壤的据点。如果此处“取阚”与上一句连读，则是鲁昭公一方面仍在与晋国交涉，另一方面其徒众从阳谷出发，在驻守廪丘的齐师支持下向东攻取了阚，作为进一步向东准备复入鲁国的前哨。这种推测与上一年昭公一派公开放弃与季氏和解的态度一脉相承。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阚邑在昭公流亡到阳谷期间已经主动倒戈叛降，此时季氏为了防止昭公一派以其为据点复辟所以先行下手将其攻取，也可备一说。但无论如何，就阚邑的地望而言，与邾国必然是毫无关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