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意义
从文学史的层面上来说，屈秉筠的作品谈不上什么历史意义。她的诗写得不算很好，词虽好些，但一无开拓之功（没有像苏辛那样开创一类风格，也不像周邦彦那样开创一类写法），二无特别警醒的篇句。她在文学家里算不得好，知道她的人很少，也就谈不上影响后世。——影响两个字，既要有作品的质量来保证，也要有“信徒”的数量来保证。
她的意义，大概在于证明了“女子能写作文”。虽然李易安早就证明了这件事，而且证明得很有力量，但想论证一件事，光有质量还不够，还得有一定数量，这论据才够坚固。李易安提供的是质量，清代喧沸一时的女诗人群体则提供了数量。
我认为屈秉筠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她完全地写女性，完全放弃了男子口吻。她没有男子那样的抱负，不像李易安，李易安身上有士大夫气，但屈秉筠是完完全全的女子气。她完全是以女子之笔，写女子之心。
古代的女子，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建功立业，只能在深闺内宅里操持一生，所以她们不可能写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就算写出这种话，也等于是在胡扯。
最好最好的情况，古代女人最大的抱负，大概也就是说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但这得在哪儿体现呢？基本上只能是诗词。所以李清照最有男孩气，很有抱负，但她的理想也基本上局限在写诗写词这种事上，最好的情况也就是做一代文宗，像她的《渔家傲》说的：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李清照也谈论文学，写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在女作者里是非常少见的。她写《词论》，主张词别是一家。这明显流露出她在文学上的抱负，而且她想将这抱负流传开来，甚至推广开来。
屈秉筠呢？她给我的感觉，是她没有这种抱负。政治上就不必说了，文学上的抱负她也没有。她是安安静静顺着前人铺陈的文学之路走下去的。她很安于自己的生活，安于用清婉的诗笔，写自己身边的事，写自己的心情。
她写的都是闺阁生活，虽然范围很狭窄，也比较无趣，但毕竟很真实。虽然很真实，但也毕竟很无趣。可是不管怎样，她写的都是自己。
她接收着自己身为女性的局限，并且虔心地书写着自己作为女性的生活。这是很令我钦佩的。
屈秉筠的作品里没有“文”，只有诗和词。相比之下，文，要比诗词难写得多。在中国古代，诗言志，词言情，文以载道。文，有着比诗词都更宏大的任务，它是要来“载道”的，所以写古文的难度，远比写诗写词大。
这里说的古文，不是指明清时的小品文，是指那种正儿八经叙事说理的那种古文。比如柳宗元游记那一类，《小石潭记》。再比如他的寓言文，《》
古代的“道”，又往往和政治有关系。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但古代的女人天生就和政治无缘，她们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所以很难有什么“道”。最多也只能有文学之道，像李清照的《词论》，讲她的文学主张。
但屈秉筠是两种道都没有，既没有政治之道，也没太多文学之道。那么，与其瞎扯个一二三四，不如索性不写。我想，屈秉筠不写文章，也是对自己局限的一种接纳。她的天赋不是很高，心里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见解可说，写写诗词就足够了，不需要再写文章了。
自古以来，人都在局限中生存。古代女子的局限更大。她们没法出去做官、从商，甚至无法与人自由地交往。但，在无法突围的时候，人只能接纳自己的局限。
而屈秉筠做到了，她以闺阁之笔写闺阁之心，没有盲目地模仿李白、杜甫去大声疾呼，不说宏声大言，而是冷静且谨慎地选择了李商隐为目标。李商隐对她来说，远比大李杜更好模仿，也更贴近她的生活。她的词写得也都是自己的琐碎的心情，虽然琐碎，但是真实。
屈秉筠不可能有什么大的成就，说她影响了文学史，或影响了什么什么人，都只能是空话。读过她诗词的人都没几个，又谈何影响？写作的范围那么狭窄，又怎能算是好诗？但，她接受了自己的局限，并找到了途经，来和自己的局限和平共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与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