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费之叛”自昭公十二年（前530）十月至昭公十四年（前528）春，跨度达到三年之久，除了前述诸多鲁国内部原因之外，其实还在于晋国在昭公十三年（前529）发起旨在向诸侯炫耀武力的“平丘之会”期间，季孙意如由于晋国追究“郠之役”（昭十、前532）的责任而被扣押至来年春，而鲁国上下都在等待这个制裁的结果。
不过说起晋国制裁鲁国伐莒取郠一事的根源，则远非像《传》文表面上记载的那样。首先《传》文曾经认为“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晋，晋有平公之丧，未之治也”，但是晋平公去世是在昭公十年（前532）秋七月戊子，也即“郠之役”的同时。在此后鲁国至少有两次重臣亲自与晋国来往的记载：
……九月，叔孙婼如晋，葬晋平公……（春秋.昭公十年）
……秋，季孙意如会晋韩起、齐国弱、宋华亥、卫北宫佗、郑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春秋.昭公十一年）
可见在该役发起后的两年内，晋国都不断进行着各种朝聘、会盟活动，并不曾因平公之丧而停止对外行动。晋国与鲁国的上卿和介卿都有过充分沟通的机会，并不曾特意提出针对鲁国在东南方向不断扩张领土的异议。
如果把时间线倒推至更早，如前文所分析过的，在昭公六年（前536）季武子曾经专程去晋国“拜莒田”，与晋国合谋策划了将孟氏的成邑割让给杞国以换取允许季氏在东南方向上对莒扩张，并约定了相应的分赃规则。尽管季武子在次年（昭七、前535）年底就去世了，但是这个约定的内容应该为季孙意如和季氏家臣所充分知晓，因此“郠之役”（昭十、前532）不太可能是在晋国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季氏一派的擅自行动。
莒国向盟主提出抗议并馈赠财货固然有可能是晋国转变态度的一个直接因素，但考虑到“平丘之会”（昭十三、前529）的庞大规模，我们还是需要充分综合考虑当时列国争霸的宏观局势。
首先是昭公十二年（前530）齐景公在朝觐刚刚即位年级尚轻的晋昭公时表现出强势的态度：
……齐侯、卫侯、郑伯如晋，朝嗣君也……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伯瑕谓穆子曰：“……齐君弱吾君，归弗来矣。”穆子曰：“吾军帅强御，卒乘竞劝，今犹古也，齐将何事？”……（左传.昭公十二年）
也即齐景公乘着酒兴提出“与君代兴”的口号，公然要和晋国轮流担任诸侯的盟主，对此士弱（伯瑕、士文伯）敏锐地察觉到了齐侯不甘心屈服于晋国的企图。对此主导晋国军事的荀吴（中行穆子）则给出了解药：出动大军进行压制。
除了向齐国炫耀武力这个现实的需求外，晋、楚、吴三国之间的博弈在这一年（昭十二、前530）末到来年（昭十三、前529）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个局势的变化，促使晋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调整与吴国之间的战略协作关系，这才是“平丘之会”与“郠之役”之间的根本关联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