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冬那天，母亲托人捎来个纸箱，说是给我寄了点过冬的东西。拆开时，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涌出来——最上面是件半旧的红毛衣，袖口磨得发亮，领口还粘着几根白头发。
我捏着毛衣的针脚笑了。这是十年前母亲给弟弟织的，他嫌颜色老气，穿了两次就扔在衣柜角落。而我去年冬天随口说句“想买件厚毛衣”，母亲当时应着“知道了”，转头就给弟弟转了五千块，让他买件“牌子货”。
小时候总觉得，母亲的偏心藏在细节里。弟弟的鸡蛋永远比我多一个黄，他摔碎了碗是“手滑”，我打翻了牛奶就是“毛躁”；他考六十分能得块巧克力，我考九十九分只换来句“别骄傲”。
有次发烧到39度，父亲背我去医院，母亲在家给弟弟包饺子。夜里我吊完水回家，看见弟弟举着个白面馒头啃，母亲在旁边给他剥虾，见我回来只说：“锅里有粥，自己盛。”那碗粥温吞得像水，我喝着喝着，眼泪就掉进去了。
后来工作了，每次回家，母亲总拉着我问“这个月发了多少”，转头就跟弟弟说“钱不够跟妈说”。去年弟弟买房，母亲把养老钱全拿出来，还让我“多少添点，都是一家人”。我寄去两万块，她在电话里笑个不停，说“还是女儿贴心”，挂了电话却给弟弟发消息：“你姐条件好，这点钱不算啥。”
纸箱底下压着张纸条，母亲的字歪歪扭扭：“毛衣找出来洗过了，暖和。你弟说今年冬天不冷，不用穿厚的。”
我把毛衣套在身上，松松垮垮的，带着点旧时光的味道。窗外的风卷着落叶打在玻璃上，像小时候母亲总说的那句“你是姐姐，要让着弟弟”。
其实早就不怨了。就像这毛衣，当年织的时候或许没想着给我穿，但真到了手里，裹紧了，也还是能挡点风的。只是偶尔摸着袖口的毛边会想，母亲这辈子或许也分不清偏不偏心，她只是凭着本能，把自己觉得好的，一股脑塞给了那个总让她操心的孩子。
衣柜最底层，我叠好了这件毛衣。旁边放着给母亲买的保暖内衣，和给弟弟的孩子织了一半的小围巾。日子总要往下过，那些藏在针脚里的偏倚，就像落进衣领的碎发，拍拍，也就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