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文责自负。 文/有殷天乙汤孙师虎父
鲁成公为君十八年间（前590-前573）的鲁国历史堪称“多事之秋”。由于在成公元年的“赤棘之盟”中彻底绑定了晋国，尽管期间出现过成公如晋受辱、“汶阳之田”得而复失、叔孙侨如之乱等波澜，拜鲁国成熟的六卿执政制度所赐，"尊晋"路线始终得到了坚持。
这一时期的盟主晋国历经景、厉、悼三世，通过攻灭赤狄使得战争潜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晋国的军卿制度日臻完善，尽管一度发生了“车辕之难”，但丝毫没有阻挡其争霸的步伐。
同期的楚国虽然庄王去世，共王年幼，但是令尹公子婴次（子重）稳定执政长达二十一年，楚国公族中由庄王诸兄弟组成之“穆族”完全垄断了绝大多数重要职务，所以楚国政坛总体来说仍然保持团结且颇具战斗力。虽然一度遭遇申公巫臣叛逃和“鄢陵之战”失败等挫折，但是由于“穆族”执政集团始终展现出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卓越的组织动员能力，使得楚国掌控郑国这一中原要地长达十五年之久。
由于争霸双方实力相当，使得广大中原诸侯国被卷入旷日持久的战事之中。虽然真正发生军事对决的次数有限，但这一不断反复的拉锯过程给参战各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消耗，远远超过了各国自身既有军事和政治制度所能承受的负担上限。这一争霸过程看起来似乎毫无希望结束，由此催生了当事各方在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方面的深刻变革。
就鲁国而言，有《经》、《传》记载的成公年间历次军事行动首先以下表整体展现（注意非军事行动例如朝聘、会盟除外）：
如表所示，我们以成公九年（前582）为界限，这一年之前以晋、齐冲突为争霸的主线，而之前一年（前583）在晋国压力下鲁国放弃才获得七年的“汶阳之田”；在成公九年中得偿所愿的齐顷公去世，而郑国开始倒向楚国，争霸战争主线将从此围绕郑国的向背展开。
从“初税亩”（前594）、“作丘甲”（前590）到鲁成公二年（前589）的“鞌之战”
这一年是我们多次讨论过的“切入点”，鲁国前所未有地一次动员右、左两军一同出战，且将、佐无阙，这在整个春秋时期的鲁国历史上都是一个极高的配置：
战前鲁国在宣公十五年（前594）推行“税亩”和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分别从物资和人力角度增大了鲁国的军事实力。
首先，单就“税亩”而言，主要是以实物地租的方式强化了对战争潜力的提升，也即单位面积耕地可以缴纳的军赋增加了，作为交换条件摒弃了“井田制”当中“公田”的存在，转而承认各级领主对土地直接的私有权。通过“税亩”增加军赋的效果在于：一方面，军队长期外出作战可供使用的物资增多，对本土和作战地后勤补给的压力就相应减少了；另一方面由于储备了足够多的物资，那么如果战争烈度超过预期从而影响当年正常的农业生产，鲁国仍然可以依靠通过增加财赋而形成的主要是粮食储备而渡过难关。
其次，就“丘甲”而言，则以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相结合的方式来增加对军力的支持。具体来说，过去以“甸”为单位征发参战的兵士并征赋，现在由于领主在井田之外另垦零散土地导致实际上隐藏的劳动力和产出增多，所以改为以“丘”为单位征发士兵和征收军赋，这样可以供应的人力就增多了，同时土地也产出了更多物资供应对应的军力。不过由于鲁国公族和国人的总体规模没有增加，因此“丘甲”并不可能真正放大穿甲胄作战士兵的数量。按照“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配比，乘战车的三名贵族和徒步穿甲的七名士兵总体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另配备的二十名徒役所来自的基层劳动者基数放大了。那么如果一年内多次动员，在甲兵不变的前提下可以有更多的徒役轮换参战，同时还能保持相当多的人数继续参与农业生产。
通过以上两次变革，鲁国在同一年内可以参战的次数和单次可以出动的兵力都相应增多了，因此“鞌之战”中尽管两军皆出，但是国内仍然可以保持相当的生产水平和军事潜力。由于此战前鲁国先后出动出兵削弱了邾、杞等国，而莒国同为晋国同盟，因此可以集中力量专心对付齐国。
在“鞌之战”前两年（前591）鲁宣公伐杞之时已经动员了右军参战，不过由于上述内外环境的变化，此番鲁国打破之前的轮换惯例安排两军全部出战；此后终成公一世，多次在晋国的安排下打破轮换惯例且反复出现统军将领与所帅之军“错配”的现象，主要就是受到既要满足军事指挥制度又要根据相关的会盟、朝聘活动等现实需求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