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宗教
当今时代，全世界基督教人口24亿人，伊斯兰教人口20亿人，印度教人口12亿人，佛教人口六亿人，在自然科学高度发达且高度普及的今天，全世界依然有85%及以上的宗教人口，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广泛传播，以及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如此之高的中国，佛道基督教依然占据着很大的比例，佛堂和道观在每一个城市依然有其分布，且香火不断，这些印证了当今宗教依然对当今世界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甚至能够穿透科学，穿透政治理念，穿透理性等要素本身。
足以见得在古代知识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在当时的科学尚未解释如此多自然现象的年代，在人力不能充分改造，自然只能顺应自然，完全靠天生活的年代。宗教对那时的人类有多么深切的影响力，商代祭祀是极其重要的传统，不乏人祭这样残忍的形式，礼法制度，宗教祭祀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的重要仪式之一。礼部作为六部之一，承载了非常重要的国家职能，而泰山封禅成为古代每个统治者，每一个拥有雄心的统治者所毕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中国古代，在脆弱的小农经济之下，宗教给予了全农耕区所有民众必要的精神信服，农耕区对宗教有着天然极其强大的依赖性，同时，宗教对于全民族的慑服既有统治力量的推动，又没有当时科学力量的打击与抗拒。
所以，宗教在中国古代是自上而下，贯穿全国全境，无论是统治需要还是全民的精神依赖，拥有极其深远且必要的影响，在整个中国成为中央集权制度下高度专制的政体之中，宗教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例证：启建立了中国被历史承认的第一个古代王朝夏，根据历史记载，当启由禅让制转为继承制，将全国的政治制度更改为家天下的时候，遭到了众多力量的反对，这种最高权力交接制度的转变，影响着国家的根本，而启最终在如此多的质疑与反对之下，通过占卜问天利用龟卜的方式占得一个“从”卦，以此平息了全国境内的猜测和舆论。这是中国古代利用宗教力量实现权力，进一步有效集中的一个有效例证 。通过宗教实现实现自身权利集中与稳定的鲜明例子。比如，历代统治者掌权之后，将自身王权与神权相结合，以承天之说来增加自身的合法地位，比如刘邦的斩白蛇起义，比如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制造“镜光天女转世为女皇”，朱元璋自称为“奉天承运皇帝”，并修建武当山的道观群。除了为了维护群利的正当性之外，借助宗教来集中权力，号召更多民众参与反抗军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东汉末年时期的张角起义，比如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由嘉庆时期的莲花教起义，比如陈胜，吴广利用民众对天意的相信，将字条藏在鱼肚子里面，再让它们被捕捞住。这些都是利用宗教动员、信服广大民众的鲜明例子，以一个他们完全信服的理由号召起广大的基层团体，实行一项高风险的，无法短期内看到现实收益的非生产活动之中，在中国古代，整个权力结构的高度集中过程中宗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精神推动作用。
纵观各个古代农耕区，在那些河流暴怒无常的农耕区域，需要人力牺牲的区域，宗教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劝说”功能，古埃及的民众相信他们老苦受到责罚于今生是为了让他们之前做下的恶果，印度的宗教认为，受苦于今世，来生能够得到幸福，而中国传统思想里也有很多的福报，转世轮回，等这些东西，我们无法评述这些事情的真假与否，这客观陈述他们确实使那些当时相信了他们的人们，我意去更加牺牲自我，服从当时统治者，对于他们人性的压榨，并把吃苦受累看作是一项登陆幸福的必经之门。宗教在那个时代确实推动了统治者加强自身权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利用宗教集中权力，还是在获得权力之后维护自身权利的正当性，亦或是加强自身权利利用宗教来劝说民众服从自己权力架构下的命令，宗教是全过程的参与者。
B、军事政治机器
世界各地的历史发展脉络遵循由部落民族向农耕民族再向工业社会这样的发展脉络，当农耕区的部落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和为满足人口需求，转向农耕社会之后，随着某一地区的人口积累超过了当地的最高土地承载力，就会有一部分人被迫或主动的迁移出去，向外扩张，实现农耕文明的扩散，但鉴于中国“四方围城”的庞大地理结构，古代的生产能力难以应对北部的严寒，东部的海洋，南部林障以及西部的高原和沙漠，因此，这种不断向外迁徙的模式，最终会达到饱和。
而当各部落各地区的文明集合体无法向外进一步扩张时，只能对内转移人地矛盾，进而会在这个阶段引发各部落的剧烈冲突与矛盾。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史记的这段记载，论证了转向农耕时代初期，分散了各部落之间的冲突。
在诸多部落之中的优胜者会完成对其他部落的统御，进而实现当时时代下的权力集中。“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这种早期的冲突与征伐会加速当时中原地区的权力集中，最终优胜劣汰，形成一个最强的优胜者，完成对其他各部落的统御，进而实现在中国古代文明早期的权力机构。（ 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 ）这是通过军事战争完成的资源的集合。
在实现对整个农耕区范围内必要的军事资源整合之后，中原古代的统治者们不仅拥有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同时它可以利用这个国家机器进一步整合国家资源，贯彻自己的决策意志，实现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在中国古代，面对，抗拒抵触，不愿，不顺从这样的个人状态或部落状态时，因部落征伐而形成凝聚的国家机器会自然对抗拒者进行军事政治压迫，这种天然形成的权力机关会强迫民众和基层，经济共同体的顺从。
C、稻米对农民阶层的渐进驯化
道家讲究阴阳相生，自古以来，不存在一方对一方的绝对统治，世界的发展是万事万物相互作用，相互改变形成的。每一个新事物的诞生都会重新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比如钟表更改了工人们的生活方式，手机的诞生，锻造了一批僵尸族，地铁的车厢里常年是一排排的荧光屏幕，我们发明了新事物，我们随之也为了适应它而更改了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稻米也是如此，在几千年人类为追求生存，追求更高生产的过程中，为适应稻米的特性，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性格也随之适应。稻米作物的劳动力密集型塑造了东亚民族吃苦耐劳勤奋的特性，同时，对水渠的需要，对于相互合作的需要塑造了西方小麦作物农业区域下无法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正是长期的，渐进的，向更高农田生产力趋近的过程，同时也是塑造农民更高的承受力，将遵从集体主义，遵从中央集权制度内化于中原农耕区民族性格的过程，这一切也客观推动了集权制度。
纵观集权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整个农耕区，在漫长的生存危机里，在一次次的试错战争征伐冲突中，在血与泪的生命的教训里不断试错，如同一只不断在电击箱子里反复蹦跳，碰的浑身遍体鳞伤，皮肉焦灼的白鼠，只有当他往内唯一一个真正的逃生之路跳跃，才是他离开此地求得生存的真正办法。是只能如此，必须如此，包括维系军队，水利、跨区域调控的必要，以及宗教，军事，作为整个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充要，同时，又连接着几千年稻米作物反向对中原人民的驯化，为适应生产相互连结，相互合作，转向集体主义服从性的渐进转变，那一次又一次其他路径的不断试错之中，最终一点一点完成了这项制度的基础构建和细节填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被一股超越人类个体意识的强大能量塑造成型，是内部的地理气象条件与外界压力经历化合反应形成的果，是农耕区人民对无法更改的外在条件的演化选择。
